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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历史范式 在过去几年里，考古学和文化史都发展出特殊的灾难研究方式，这些领域的研究极大提高了对灾难的时间深度的理解，对数千年来灾难的周期及其周期性反馈的探索即是一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增进了对导致灾变的物质与社会进程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有关文化生存或损毁的灾后调适和适应性因素的知识;它们揭示出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脆弱性，其历时的观察具有重要的意义，延伸到了灾难的人类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考古学证据聚焦于物质文化，如栖息地、艺术、地形使用、政治领域的范畴、丧葬遗址等。这些证据显示出某一社会应对灾难时所具有的韧性这样的因素。考古学也揭示出一场灾难后社会的哪些成分得以再现?一些怎么会走向消失?为何消失?某一文化会形成哪些综合策略来应对灾难?甚或不经意间造成灾难的重复?灾难的历史背景在编年史、档案和年鉴中得以呈现，这些显示性文件或许并不专注于灾难，而是聚焦于政治和经济、尤其是人口变动和粮食生产方面，即便如此，它们也揭示出构成灾难事项的社会脆弱性构建，涉及有关政策、或歧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微妙的社会复苏;有时甚至是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反映出来。长期的田野工作更进一步加深了具有时间深度的视野和历史背景的理解。对灾前状况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厘清风险、辨识压力与制约的特征。 政治生态范式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第二种取向为政治生态范式，它源于近些年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态和政治经济观点相互交融的趋势。该范式既具广泛性又具多样性，涵盖人类与环境的诸多关键性问题，不仅与灾难攸关，也在灾难中得到显示;它可以被视为归属于社会文化的领域，因为就其最严格的人类学意义来讲，所有的社会都被认为是以文化的方式观察和接近其环境。不过，鉴于这一灾难研究的分支探讨的是影响和改变人类对环境利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政策和势力，强调的是其他社会文化研究关注不足的环境利用与滥用，它理应作为不同的取向区别对待。 政治生态观点多将灾难界定为与物质环境交叉的现行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反应，而非简单的地球物理极端现象，如地震、飓风和洪水的结果。导致灾难的灾害——自然或技术性的，源于人对环境的行为和人类对环境干预的强度。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处于相互构建与表述的持续过程中，人类群体为自己创造出物理的生境，其间又生产出能够保障持续性和强化社会和意识形态架构的生态场景。在政治生态范式中研究的是一文化利用其物质基础生产食物和其他维持生计的必需品。物资的分配，尤其是社会资源的不同分配形式也需研究，因为它们对部分人来说，可以增进保障和福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形成危害，使其处于不利地位。正如某一人群的内部分化和对其他人口的依赖所产生的影响那样，一社会对物质领域的适应和人群对危害的韧性也在发挥作用。当面临灾害时，这些因素要么推进，要么削弱该社会的应对能力。作为适应和韧性的一方面，政治生态范式记叙了多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如农业的扩大化、人口增加、环境退化和脆弱性的增大等。如果说环境是一种测试，而建构的社会和物质世界是答案，持续性生存是目的的话，那么从政治生态的观点来看，灾难就成为一种折射社会动态的镜面。 在政治生态的框架里，适应性的观念范围近来有了一个大转向——不仅包括人们在环境中的成败，也包括受人们影响环境自身的活力。一个社会如何适应其环境的问题现在必须与一个环境在与社会交汇中怎样表现的问题相联系，相互勾连的问题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源于环境受损和物理特征与形式的误判所引起的灾难显然打破了这种相关的平衡。 在这一和其他事项中，政治生态范式关注的范围超越地方，延伸到世界的层面。在灾难不断增加的时代里所出现的问题是——不仅是某些群体，而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生存能力实际上都在减弱。溴氧层的稀薄和扩大的温室效应的警示、一处的变动所引起他处的灾异、全方位和全消耗性质的当代工业和工业社会、无限度扩张的全球运输、交通和商务，加大了所有人的危险系数(有些完全带有灾难的可能)，将政治人类学检视的问题提高到了全球的层面。 社会文化/行为范式 灾难对人类社会领域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人类学的灾难研究第三种范式涵盖了除掉那些直接针对环境的所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它针对的是大众及其机构，以及社区共享的无形观念。人们在应对突发事变时会作出评估、调整观念和编织出解释，灾后也会恢复和重建。他们怎样应对灾难或灾难预警，显然是既借助了文化系统，又对之进行了重构。灾难的社会文化/行为研究的范围也很复杂和广泛,包括了诸多专题,有些专题所涉及的领域之广,它们自身都几近于独自的研究方向，如受灾行为与反馈、风险与灾难的文化阐释和灾后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 受灾行为与反馈 人类学家自开始与灾情中人们接触起，首先研究的是个人和群体对灾难事件和灾后影响的行为和反应。灾难是一种破坏强度大和波及面广的现象，受其影响的人思维和行为也是多方面的，邻近灾难的社会科学家们不可能就忽视灾难所引起的动荡。因此，对行为和反馈的分析一直是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共享的重要研究命题。 首先，人们在经历灾害时，即便这场危机会如一场干旱那样缓缓到来，他们毫无疑问会感受到一场历历在目的剧烈创痛。危机需要且涵盖了回应，它所涉及的行为既有生物的也有哲学的。受灾的人会经历一段漫长的复苏阶段，尽管在灾难与灾难之间、人与人之间，恢复的过程各不相同，需历经不同的阶段，且每一阶段都牵涉到复杂的行为，不过，不管灾难在何处发生，缘何发生，所有的人所经历的受灾反应和复苏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惊人的相似，这也引起了学者们高度的重视。灾民们首先得解决居住与温饱问题。他们趋于在短时间内达成团结与合作，不过后来这种关系又会走向解体;他们与周边的社区、援助机构和行政机构交流，个人与社会也面临无数的牵涉宇宙观的困惑和具体问题，它们引起苦恼，也亟待解决。人们寻求意义和解释，凸显宗教和死亡的问题;他们推出教规和仪式，寻求表达悲悼的途径。人们通常会丧失基本的地方感——失去的不仅仅的是住宅，还有聚会场所、正式的公共中心以及具有社区和认同感的环境特质，在此情形下，地方归属感、自我和社会定义的问题会被推向前台。灾后的迁居和安置会对人口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两项工作在幸存者之中、在幸存者和灾难过程中的其他方，如邻里、救援者和政府之间，会引起纠葛。人们的时间观念、习俗和模式或许也会被中断，不仅折射出他们先前的生活景象，也促使他们重建其生活的场境。道德、伦理、法律和合法性的问题出现，资源和财产获取的渠道受到影响,经济层面的波动随之而产生。资源共享和不平等的问题形成，尤其是个人利益与社区福利的对立现象增加。实际上，灾难常常被看作是物质性的事件，核心的关注点为物资、财产、地位和境遇。不过在金钱和物品之外，会有一种受灾的场景——过去未曾有过的依附会出现。社会关系与忠诚度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团体和联盟形成，其成员常常会抓住灾难的机会夺取权力，瓦解或重组权力格局，形成霸权。灾难通常成为了政治团结、维权行动和新的蓝图构建的场景。灾难或许会迫使老的社会派别起来阻止新的进程，或在另一方面促进旧的体制走向改革。在行为反馈的分析中还包括了许多伴随危机、创伤和受难的诸多社会心理问题。在形形色色的因素中，反馈、复苏与早期的脆弱性所涉及的范畴都不是单一的，受年龄、种族、族群、阶级与性别因素的影响，它们或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风险与灾难的文化阐释 人们以不同的文化和个体方式来查勘危害、评估风险以及分析他者，确定谁会在实际上构成灾难。在社会各阶层中，大家的观点有时一致，有时差异很大。在灾民或隐性的灾民和各种非灾民的外来者中，对真相的看法或一致或迥然相异;同样，灾难观念及其构建、风险的评估乃至灾难的定义，以及这些观念产生争议的方式，在灾难的文化研究中都占据一定的地位。 所有的人都在灾前或灾后曾对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进行过评估，并与其所认为的无害和安全的标准相对照，其中也包括人们建构或界定其脆弱性的途径，乃至对其进行否定的方式。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危险入侵他们的风险感知领域，包括那些无法直接验证的危险判断和对客观存在的威胁的否定。风险的感知是与引导一个群体的行为并影响其判断力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优化过程相连，食品、金钱、社会地位和钟爱的生活方式也许会超越对危险的考虑。人们在衡量其整个状况时，实际上都在赌博。评估的差异也体现在自然与技术的风险之间，也体现在对一环境“已知”的、且受不可预知的天然力控制的危险与那些无形的、或源于那些理应值得信赖的人的所造成的危险之间。人类学对感知和评估研究的常见主题包括在地方和专家知识之间，或者发展商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风险评估对比，也包括了文化与价值观在形成风险观念时所起的作用。要研究风险观念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涉及到文化对现实建构的理论性问题，而且它们还包括了社会、物质和宇宙观场景中的意识形态。 作为对社会中风险、危险和脆弱性认知问题的辅助性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已经拓展到灾难的定义与所有权，或者灾难的“架构”(framing)问题的探讨：谁有权宣布灾难?依据是什么?为谁?什么目的?——这些都是引发社会讨论的问题，也常常会引起歧见。因此，“架构”的问题和对其的竞斗也成为了人类学检视的范围。在当今时代，尤其攸关的问题不仅是一场灾难的“架构”是怎样产生的，而是谁来操控这一“架构”的建立，以及支配具有说服力的话语。相关研究也聚焦于谁来认定“需求”?何为真正的能动性?谁来宣布一场灾难的结束?当一场灾难不被视为灾难时，对于受害者和环境来说，又会发生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