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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灾难研究中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是将危害和灾难看作是社会结构和组织变化的载体。尽管自1920年普利斯(Prince)的灾难社会学研究以后,这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人类学研究目前已经恢复了这一传统。实际上，这一题目吸引了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及其政治生态研究两方面的兴趣。对该专题的讨论集中于灾难影响各阶段中的个人和群体行为，以及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偶发现象，关注点在于群体与新领导层的出现、个人、机构和不同社会阶层的调适与互动、外来的机构和组织的到来与逗留期间的干预、以及上述现象的永久性和瞬时性。 民族志田野清楚表明了灾难对宗教和仪式、经济和政治、亲属制及社会关系的影响。灾难影响技术，也影响对环境的态度和管理以及自然与文化生态的构建，它们挑起争端。灾难所带来的，即便不是实际的变化，也会形成变化的潜力。灾难向内部和外部的人暴露出亟需改变的状况。当然变化的实现与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变化的引入与守旧的对立，在诸多受灾的团体和派别之中引起了争议。 社会文化的持续力度，也即人们惯习的持久性，构成了争辩中对立的一方。灾难不仅推动社会与文化重归以前的模式，也刺激它们走向变革。人类学的焦点就是扩大对灾前状况的研究，探讨它们在同一次灾难中如何对不同群体的灾后重建施加影响。一个社会的历史背景对于复兴与重建具有深刻的影响，常言道，“社区的过去在灾难应对中延续”。与此同时，根据人类学的观点，灾难很明显是推动变化的一个节点。 应用与实践范式 人类学领域很久以来就有部分学者从事应用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即将学科的知识在商务、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咨询工作中直接运用以达到具体的目标。鉴于灾民面临的诸多困难，需要一套迅速和可行的解决办法，于是，灾难研究领域吸引了有实际与应用抱负的人类学家。应用研究构成了人类学灾难研究中的第四种范式。 如同与其他领域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几乎在各个层面都潜藏着应用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各个聚焦点实际上都揭示了被灾难困扰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的问题。不过，人类学研究中日益增多的著述明显具有应用的关怀与方法论的特点。灾难的种类和范围不同，研究也呈现出一定差异。不过，应用人类学家们的注意力和行动方向多为预测、防范和减灾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预警系统的建立、生活区域和工作地点的建设、以及救灾措施的施行。为了减少脆弱性，减轻灾害造成的死亡与损失，他们提倡与传统的环境相适应的救援方式和地方性的技术知识;应用和实践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尽管当地管理人员自身也存在一些毛病和偏见，但那些土生土长的人和机构通常比外来的组织更懂得如何安排和发放救援物资。人类学对灾民和组织机构的分析显示，在确定救助和重建过程时，各方的表现均有不同。田野调查表明社会中救援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以性别、年龄、社会等级和族群背景为标准的分配，对人们要么有所帮助，要么无助，并且还表明了在救助灾民时对地方习俗的无知和不尊重会怎样加剧幸存者所经历的障碍与困境。另外，外来的救援机构对传统互助组织的漠视，也会对社区造成损害。灾后的安置计划同样也往往忽视亲属关系和其他重要的地方组织。有时救援机构会物质化(objectify)灾民，让受援者产生依赖的习性。较为常见的情况是，灾后的救援在文化上完全不适宜且带有侮辱性。人类学与社会学也对救援组织的机构情况进行研究，研究它们自身的作业流程、彼此之间的竞争、时间规划和价值取向。 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所有四种取向均孕育着一个大的人类学关怀——理论的发展与印证。人类学家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是不可能从头到尾观察到某一文化或社会怎样在一群人中产生的，所有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状况在进入观察者眼中时已经确立，并深深扎根于时间与惯习之中。不过，灾难的发生会将研究者的视野前所未有地尽量拉近文化和社会的基本元素。灾难让人们回归源头——在动荡、解体和重组中，它们暴露出行动的基本准则、行为的原生构架、体制的根基和组织的基本形态。它们消除多余的点缀、拆解无根基或偶然的结盟;它们把新近的发展抹上的光泽拭去。正因如此，灾难给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对社会与文化建构的推论进行分析，获取支撑或者混淆这些推论的数据，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新的假设。 灾难研究的学术已经给人类学家们提供了反思我们学界所持的源于西方思维的模式，纠正那种认为社会与文化总是以固定或“惯常”的行为模式运作的观念。灾难研究已经表明，有些社会不断调整以适应周期性的变化，在一些场景中，非常规也成了惯例。灾难研究不仅打造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强调了定性和定量分析资料的价值。 虽然人类学家极少用灾难的情况来推动其学术领域，不过潜力也是很大的。对灾难场景的评析会越来越导向人类学的敏锐观察视角。 在某种程度上，尽管灾难研究的几种人类学范式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很明显是，它们也彼此交叉、渗透。考古/历史的观点不仅发现物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且通过对具工艺品特质的器皿的研究，可以发现支撑人们在危险地带生活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及其构建与演进。政治生态的探讨与风险和灾难的文化阐释重叠，共同关注谁控制文化发明和这种控制是怎样实现的问题。社会文化观对灾难反馈、社会心理创伤、风险观和变迁关注，使其具有应用和实践的倾向，而应用的取向也与那些政治生态学的关注点相似。其他的研究方向也存在，并且汇入这些主要的研究态势中，如自然资源社区的构建以及灾难对它们的影响;发展与灾难之间的联系;以及灾难与健康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扩大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图景。 注释： [1]S.H.Prince.1920.Catastrophe and Social Change.Based 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alifax Disaster.Unlished PhD.the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K.Hewitt.1983.Interpretation of Calamity.Boston:Allen&Unwin. [3]W.Torry 1979.“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Hazardous Environment:Past Trends and New Horizons.”Current Anthropology 20:517-541。 （本文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