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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百科全书式人物的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花之文化》(The Culture of Flowers，1993)这本据说是极为畅销的著作之后，两年之后的1995年又出版了这本名为《扩展的运动;1918—1970年的英国和非洲的人类学》的讲述英国社会人类学学科史的著作。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本著作并非仅仅是历史事实的编纂，而是以学科史中几个重要的领袖人物之间学术思想的沟通和争执为背景，极为深刻地阐释了社会人类学的非洲研究这一学科其理论发展的动力和可能的线索。 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向以“结构功能论”来称谓之，然实际细分起来又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弗思(RamondFirth)为强调功能论的一派，而以拉得克里夫—布朗(Radcliffie-Brown)、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福忒斯(Fortes)为强调结构论的一派。两派之间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代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的整体面貌，但内部的理论和观念上的争论还是极为强烈的。以马林诺夫斯基为领袖的“功能论”一派，因为长期占据着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固又被称为“伦敦经济学院派”(LSE)。而布朗、埃文思—普里查德、福忒斯则长期执教于牛津大学，因而亦将他们的社会人类学称之为“牛津学派”(TheOxford Group)。 古迪以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两个人类学派的此消彼涨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恰恰是在本世纪30年代得到迅猛的发展的，特别是非洲学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惊人的突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使得人类学跳出功能论的参与观察之后加以客观记述的研究方法，而是开始关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结构意义。在埃文思—普里查德所描述的“努尔人”的世界中，以一种裂变制的结构(segmentarystructure)方式而使一个没有中心权威的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这样的结构分析的真正学术史意义就在于，其为历史的撰写提供了另一类的参照系。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不厌其烦地在《学术人》这本著作中谈论学术人之所以成为学术人的社会根源。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亦不例外，他们的成长跟金钱或者说跟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迪看来，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有着更直接的关系。社会人类学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埃文思—普里查德等都与这个基金会有着密切的来往。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是通过这个基金会而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在这里，学者的知识与一种资本的运营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古迪在这本书中所主要关心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以“应用人类学”为招牌从各大基金会那里赢得了大比的英镑作为研究支持，虽然埃文思—普里查德讥讽马林诺夫斯基领导的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为拿英镑的人类学，但他们所在的牛津学派的非洲研究也不是没有别人的资助就可以凭空飞到努尔人的社会中去。在对社会科学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如果没有看到社会科学家跟金钱的互动，那么在今天这样的学术史研究让人读起来都会感觉到乏味和虚构。 在英国，非洲的研究使一批人类学家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类学家，而有关非洲的理论，也被概化称之为“继嗣理论”(descenttheory)。这一理论特别关注于所谓没有国家社会中秩序的维持。这种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亲属关系以及部落之间裂变分支自然的对立与融合的制约机制。 在今天，这些曾经被人类学家描述为“没有国家的”非洲社会，通过一种文化自觉和民族意识都纷纷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人类学家理想中的“没有国家而又存在平权”的社会也仅仅是作为人类学家笔下的一种语言范畴而存在了。在一定意义上，以亲属制度取代科层等级制的对人性的压制、以社会制裁取代国家法律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强制，可能仅仅是一种欧洲白种人想像非洲的方式，这种方式以一种刻板印象的形式印刻在每一位对非洲怀有好奇心的欧洲的非洲学家的脑中。英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也不离这种刻板印象的左右，但古迪说那并非是人类学家在帮助当时的非洲殖民政府出谋划策，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从美国的基金会而不是非洲的殖民政府那里拿到资助。美国基金会的对文化变迁、对社会改革的兴趣点影响了这批英国的非洲人类学家。 人类学的学术与金钱的关系成为古迪撰写学科史的一个核心关注点，这一问题在更广的意义上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人与政治人关系的讨论。古迪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阐述了学术思想与制度之间相互再生产的过程，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过程，才使得人类学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人类学已经面临着危机，特别是持客观描述的、切断时间脉络的功能论人类学更是不知归处。他们至少很难跟强调历史的法国社会人类学派进行沟通。另外，如果人类学只是简单的描记而没有理论的分析，那么人类学就像是记录的机器，但又不及真正的机器精巧。像有的人类学家所做的那样，让他们所描记的人物自己说话，而自己则保持旁观者的地位，如果真是那样，正如古迪所言，人类学家将面临失业。当然从另外一个层次上来说，人类学家又是前途无量，那就是要重新关注人生活在社会中的意义的问题，但这这需要有真正的研究范式的转换。 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开创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强调研究者到一个异文化的社会中从事参与观察，并把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用一种民族志的方法描记下来。但是后来聚集到英国牛津大学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们则认为，仅仅让行动者自己说话的办法实在并不是一门纯正的人类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因为那样人类学家主体性就会丧失殆尽，人类学只要有先进的记录设备就可以了。因而，以埃文思—普里查德为代表的一批更喜欢法国社会学的人类学家，采用一种方法论上的“建构的形式主义”(constructive formalism)，不再把人类学的研究看成是撰写一部一个社会的整全的民族志，而是强调比较和专题研究，强调人类学家要从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入手来进行民族志的描述和理论抽象，比如生态、经济、亲属制度、政治组织以及宗教等等。可以说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在寻找一种事物之间的联系，马林诺夫斯基一派的人说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主次之别;而牛津的一批年轻学者则坚持认为，社会的意义只有通过某一个切入点相互才能够联系在一起，社会的联系是依据研究者主体的切入视角而有了意义，比如对于努尔人来说，时间、空间以及生态的关系只有围绕着“裂变”这一政治制度的概念才具有了可以理解的意义，否则只是凌乱的社会影响要素。 历史本来就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建构，一门学科的历史也不例外。并且历史的解释永远是暂时的，它会因为人们兴趣点的转移而发生解释上的转变。我们从学科史当中能够学习到的更多的是特定学术氛围下的学术生产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历史的了解也许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存在的意义以及继续完成这一生产过程的动力所在。 【来源】赵旭东教授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