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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与环境的矛盾 北京晨报：反对禁放者认为，过年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文化，不应该禁止，您认为呢？ 李兴国：首先，尊重文化是应该的。所有的文化都需要载体、仪式，没有了载体和仪式，文化就是空的，而放鞭炮无疑就是一种仪式。其次，热爱我们的民族、国家，也同样需要载体，而民族认同感的建立，往往是通过共同的载体和仪式实现的。现在，传统的节日内容剩下已经不多，传统文化已经断档了。这样的情况让人担忧，过年习俗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邪恶的斗争精神，是一种文明、文化的传承。 北京晨报：那我们该怎样面对传统习俗的问题呢？ 李兴国：现在人们对于传统习俗的态度，要么是全都放弃，要么就主张不加辨别地继承，其实都不太合适。民俗本身历经了数千年的流传，有好的但也有不科学的东西，应该将文化和迷信加以辨别，通过民俗来传承文化，抵制封建迷信，这比空洞的口号要更有意义。放在鞭炮问题上也是如此。 放花炮“痛并快乐着” 北京晨报：有人认为不放烟花爆竹就没有了年味儿，您如何看待这一过年习俗的意义呢？ 李兴国：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传统，不仅是过年放，结婚、开业等都会放，传统时代更多的是为了驱邪、吉庆等目的，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暗示。人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的自我需求一旦被社会的自我所约束，就可能会非常痛苦。 北京晨报：有人认为民众燃放烟花爆竹的快乐不应该被禁止，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快乐不该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对此您怎么看？ 李兴国：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绝不是“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上”可以概括的，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它不仅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意义，也有教育的意义。当然，除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外，燃放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的生活中并非缺少危险，像游泳、滑冰等活动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再游泳或滑冰了吧。所以我不主张重启禁放令，而主张通过宣传和引导改变人们的观念。 辩论、协商达成新观念 北京晨报：公众对禁与不禁的争论，您觉得如何才会达成一个共同的观念呢？ 李兴国：香港的传统文化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过年人们会穿红衣服、照全家福等，但是香港是禁放烟花爆竹的。所以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觉得改变观念，最终依靠的不是政府的文件，也不是法律条文，更多是通过社会辩论达成的，人们通过辩论、自然的协商机制，最终产生新的主流的观念，政府通过传播、讲道理，引导人们形成新的观念。而在这其中，社会组织和媒体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晨报：那禁放与不禁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吗？ 李兴国：在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的时候，通过行政方式禁止，可能就会伤害到人们的意愿，伤害到民俗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要慎重。如果是引导和宣传，提倡人们尽可能少放、不放，效果未必就不好，比如网上80%的人主张不放，其实就挺好，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人过年不放炮，那些主张放的人可能就因此会少放，甚至就不放了。 晨报记者 周怀宗 北京燃放花炮管理变迁 1986年12月1日至1993年11月30日，北京市实施《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规定》，采取“逐步限制、趋于禁止”的管理方针。 1993年12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了本市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区。 2005年9月9日，《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获得审议通过，北京开始可以在限定时间、限定区域燃放烟花。 2005年12月1日起至今，实施《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这意味着本市实行了13年之久的烟花爆竹禁放令解除。 2011年，北京市政府将原来的禁放区域增加，首次将居民区纳入禁放区域，全市禁放点达到6.4万处。 （李兴国：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感受经济学”创始人。主持北京市十五规划课题《北京市城市形象系统(CIS)设计及其舆论导向》和十一五规划《国际大都市视觉指引系统》等项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