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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众人合义中幡圣会：松散的地缘结社与拟亲属关系的建立 （一）地缘结社基础上中幡圣会的诚起与衰落 作为香会泰斗白正武大徒弟，众人合义中幡圣会的会首黄源在京城香会界享有盛誉。贫民出身黄源爱好武术，一次在龙潭湖练功夫时，黄源结识了香会泰斗白正武。在他的指导下，黄源系统掌握了中幡技艺，成为北京香会界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黄源与朋友刘春雷便公开在家里耍幡，街坊董荣和韩春也因此加入了中幡会。此后，黄源诚起了协力同乐中幡圣会。1984年，在师傅白爷的主持下，中幡圣会举行规模宏大的贺会仪式，黄源亦遵从师傅的意见将“会万”改成了“众人合义中幡圣会”。 当时的左安门里，四合院内的街坊邻居们彼此相互熟悉，相互往来非常密切。中幡圣会的每次过排都成了左安门里这个松散的熟人社会的公共事件。不同背景、不同出生的年轻人凝结在了一起，共同撑起了中幡会。黄源儿子黄乐元的同学田平加入了中幡圣会。在田平的引荐下，朋友陈义华也跟着加入了中幡会的队伍。文革后跟随父亲从平谷回迁到城里的张亮在田平的介绍下，也为中幡圣会的表演所吸引，很快加入了中幡会的队伍。 与太平永乐秧歌圣会不同，中幡圣会依托的并非是一个有着强烈认同的村落共同体，而是一个松散的、开放的城市空间，是在政治热潮褪去、娱乐方式匮乏年代下，集体活动的中幡表演构成了一个象征的社会活动场域，吸引着社区部分民众的参与。这意味着在松散地缘结社基础上的中幡会并没有稳定的依托载体，会首黄源也只是作为临时的技艺传承者并不具备着权威象征的属性。诚起之初，中幡会就面临着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 90年代中期，包括刘春雷、郭永利、韩春雨、董荣、田平以及黄源的外甥等人都退出了中幡会的表演。随着社区改造的加快，会员的流失愈发严重。2003年，黄源也从左安门外搬迁到玉蜓桥南，众人合义中幡圣会彻底离开了左安门里。此时，中幡圣会已经从鼎盛时期近百人的大会萎缩为一个只有不到十人的小会。 （二）收徒与认干儿子：拟亲属关系的建立 2005年，中幡会只剩下了黄乐元，刘意，张亮，王永刚，冯文和陈义华6个练儿。为了维系中幡会，黄源决定将会里的几个练儿收为徒弟。作为京城香会泰斗的传承人，将练儿收入门下固然是对他们的褒奖。但黄源始终强调的“名分”一词却显示着他对练儿们的其他诉求。“传统中国是一个团体约束力极强而个人角色地位规范极严格的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小不同亲属群体的约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父子轴为中心的人伦关系赋予了结构两端个人的角色规范”。对父子关系模拟的师徒关系继承了其中的角色规范。在讲究等级乡土社会，师徒之间的角色扮演更多表现为弱势的徒弟对于师傅的无条件的顺从。黄源希望通过将练儿们收入门下，用师徒关系的名分约束着手下的练儿们，维系着中幡会的运作。 2005年，来自河北的董军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中幡会。因为与其交往时间不长，黄源并没有教授其行香走会的规矩礼节，只是允许其在会里充当练儿。由于体格健硕，加上从小积淀的武术功底和吃苦耐劳的品性，董军的中幡技艺越来越高。他不仅系统地掌握了黄源中幡表演的所有技艺，逐渐成长为中幡圣会的骨干。见到董军如此能干，黄源决定将董军收为徒弟。出于对此前遭遇的不满和对自身技艺的自信，董军并没有答应黄源的请求。迫于无奈，黄源决定将董军收为义子，试图用父子关系的道德和义务约束着技艺精湛的董军。然而，与强调徒弟对于师傅的义务以及对师门等级的遵守的师徒关系相比，父子关系却有着并不相同的特征： 父子关系最主要的特征是相互依赖，表面上看，父子关系似乎是单方面的，即与父亲依赖儿子相比，儿子依赖父亲。但事实上，这种义务是完全相互的，儿子须向父亲提供各种服务，绝对服从和尊敬，竭尽全力地伺候生前和死后的父亲，父亲对儿子则要在安排儿子婚事、保护儿子以及财产继承方面竭其所能。理想的儿子应当对父亲提出的不管多么荒唐的要求都必须答应，父亲的每一个愿望都是他的命令，理想的父亲则应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使儿子缔结美满的婚姻，接受良好的教育，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过上良好的物质生活。为了履行这些应尽的义务，儿子和父亲常常自愿经受折磨和死亡。 与师承关系不同，父子关系更多强调彼此之间的亲密情感和互相依靠的关系，“认干儿子”显示黄源对董军的认可，进而标志着董军凌驾于其他师兄弟之上的地位。但从师徒关系到父子关系，黄源的妥协显示着作为权威的会首地位的下降。即在共同体瓦解、缺少统一认同的当代香会中，会首不再是凌驾于会众之上的传统权威，而是依赖于会员协作之上的相对权威。这一状况的出现也寓意着在社会变革的当下，黄源苦心积虑地与会员之间建立的明确的拟亲属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着约束和整合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