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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敦在《脚注趣史》中，从脚注这一著述元素入手， 梳理了西方学术的源流。他这本书只有241页，但有370个脚注。  《脚注趣史》 格拉夫敦说，脚注是科学和学术实践中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在经年累月的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们从制造脚注的手工作坊提高到了工业生产阶段，在每个篇章中都点缀了上百条甚至更多的参考文献”。很多人看书时根本不会仔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脚注，那脚注为何还会存在呢?格拉夫敦说，脚注有两种功能。首先，能证明论著的作者挖掘出了该书的根基，在正确的地方发现了其中的组成要素，并用正确的技艺将它们穿插到了一起。“脚注确认了该篇著作是出自一位专业人士之手。就像牙科医生的钻头产生的高倍嗡鸣一样，历史学家笔下的脚注所发出的低吟使读者放心：脚注所带来的沉闷如同钻头下的疼痛，是为了享受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脚注就像牙科医生挂在墙上的文凭一样，它证明历史学家是足够优秀的行业人士，值得请教和推荐。脚注赋予了一位作者权威性。 其次，脚注能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提示，让他们有机会把作者诠释文本的过程挖掘出来。“脚注是层层累积之物，仔细检查，里面有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研究技术，有在科学革命期间首次确定的考证规则，有吉本的讽刺，有兰克的移情，有海因里希·莱奥的凶狠，也有重塑了历史学家的工作与生活的出版惯例、教育体制与职业结构的缓慢发展。” 按照格拉夫敦的研究，在西方，脚注产生于17世纪，17世纪晚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史学编纂著作之一不仅有脚注，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脚注构成的。在法国神学家皮埃尔·培尔编著的《历史与考证辞典》的页面上。“读者好似行走在一层又薄又脆的正文上面，在其脚下，是幽深、漆黑的沼泽般的评注。培尔的脚注里满是文人共和国中猥亵的乱语，满是有关《圣经》某个段落的色情解读和某个哲学家或学者的风流韵事。多亏了培尔，我们才存有卡斯帕·朔佩对一只麻雀的描述：朔佩在他的学生宿舍看到外面有只麻雀在交媾了20次后死去。读者常常会问，培尔将其著作中最骇人、最不敬的段落放在参考资料而不是正文中，是不是希望借此躲过审查。” 脚注在18世纪时最为兴盛，那时它们既用来讽刺地评说正文里的叙事，也用来证明其真实性。吉本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15、16章一共有383个脚注。他的脚注高雅又有趣，比如他只在脚注中言明，神学家奥利金采取了子宫这种极端的手段来避开诱惑，这个脚注也流露出了吉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奥利金通常视《圣经》为隐喻，不幸的是，他偏偏在这件事上似乎接受了文中的字面义。” 脚注跃升为标准学术工具之后，它在文体上也衰落了，变成罗列一些高度缩写的档案引证。兰克被认为是创造现代历史学部类的炼金士，但实际上他讨厌脚注。启蒙运动目睹了脚注的剧增，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则不太喜欢脚注。康德是一位运用脚注为思想的模糊性赋予物质形式的大师。黑格尔就鲜明地抵制哲学家的著作需用脚注来做佐证、展开辩证讨论。他视脚注为瘟疫，就好像它是博学传染病的外在症候，唯恐避之不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