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罗永麟 前不久，在华东师大，“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教学六十年庆祝会”开得热烈而庄重，当仙风道骨的罗永麟先生手拄拐杖从大门外走入会场时，来自海内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对这位民间文学前辈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罗永麟，1913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四川自贡市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民间文学被正式纳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时，罗永麟先生就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主要论著有《中国仙话研究》《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等。罗永麟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教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下访问，是笔者在罗永麟先生寓所所做的对话。该寓所坐落在华师大一村，是一栋小洋房，经过整修，前后是郁郁葱葱的大草坪，显示出勃勃生机。 谈经历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四川老家的情况，好吗? 罗：我自贡老家的房子叫“六一堂”。为什么叫“六一堂”? 主要是由六房人，曾祖父是六弟兄，我们是第五房，曾祖父是老五，家就是他发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时是真正的百万富翁，那时规模是很大的，在重庆、成都、泸州、富顺到处都有分号。主业是盐商，副业开当铺。小时候听祖母讲，每天晚上骡、马驮运银子回家，媳妇们最苦的事就是搬银子。罗世文的父亲就是派在重庆的代表，死在重庆的。“洪杨之乱”平息后，家族就破产了。 郑：罗世文是第几房? 罗：与我是同一房的。他跟我父亲是亲堂兄弟，他的父亲跟我祖父是兄弟。罗世文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中学毕业时英文都可以看书、可以写作了。学英文时，《鲁滨逊漂流记》整本书他都能背，跑到房顶上去背，怕影响别人。中文的诗也做得很好。我们家族很复杂，既是大盐商，又是书香门第，有二十几个留学生。我做学问主要是自学，我认为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就影响不是很大的。你看鲁迅等都不是靠学校，都是靠自己。我读书，基本上是我姑母、叔叔帮助，我姑母家很有钱，有几十万的财产。 郑：你和罗世文、陶敬之(注：两人皆是著名的“红岩烈士”——歌乐山英烈)是否在同一学校读书? 罗：都是重庆省立商业中学。商业学校全省只有这一所。我和陶敬之不同年级，他比我高一级。 郑：抗战时期，您在重庆吗? 罗：主要在重庆，曾回自贡老家住过两年。抗战时期多苦啊，我的行李就在重庆全部被轰炸完了。重庆大轰炸，死了一万多两万人。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历。 罗：那就很早喽。我当时在日本读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因为要到乡间调查研究，所以就接触到了很多民俗、民间歌谣、民间文学等东西，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是研究经济，但对民间文学、民俗感兴趣。这就是我最初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开始。 郑：在日本期间您接受了哪些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呢? 罗：当时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到最早的是柳田国男的著作，后来就是关敬吾他们一批人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接触的面比较广泛，当时欧洲的，比如泰勒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宗教与科学》，这个时候有些接触，后来嘛就完全在自学的基础上，搞民间文学。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民间文学、民俗学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郑：小时候的经历对您后来搞民间文学有影响吗? 罗：小时候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四川重庆长大的。重庆属于巴渝。四川有一个诗人叫吴芳吉，他写有一首诗《巴渝歌》：“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重庆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都会地方，它的对面南岸，完全是乡村，古代民歌的东西仍流传在民间，所以我从小对于民间歌谣都能唱的，我到乡下去有接触，这是幼年时代的影响。还有呢，我的祖母很会讲故事，中国的四大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她都讲给我听，所以我从小对四大故事就很有兴趣，后来教学时候就将四大故事作专门的研究。 郑：那么，真正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从哪年开始的? 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民间歌谣这类东西，那时候有个叫林兰的，林兰在北新书局出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籍，我都接触了，这是最早的。当然林兰编的东西比较粗糙，但他把民间的东西、原始的东西拿出来了，后来研究民间文学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林兰对中国民间文学是有贡献的。 郑：您自己最早研究民间文学，那写文章和教学情况又是怎样的? 罗：最初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一方面接触到了日本和欧洲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俗学，同时我们那个时候在日本，苏联的文化也接触到了，所以我最早翻译的一篇东西，就是《苏联大众与文学》，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是谈民间文学的，所以我当时除了欧洲的东西外，对苏联的民间文学也有所接触。 郑：最早翻译的那篇文章大概是哪一年? 罗：我翻译的这篇东西，是1936年在《文海》杂志上发表的，叫《苏联大众与文学》(刊《文海》创刊号，1936年8月15日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原著除村吉太郎，译者余颀[是罗永麟的笔名。 郑：后来回国以后到大学里教书是哪一年? 罗：到大学里工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喜欢民间文学，我有个老同学贾植芳贾先生，他在震旦大学教书。解放初期，中国那个时候向苏联学习，要开民间文学的课，但找不到人，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很少，贾先生知道我喜欢民间文学，就来叫我了。当时三个学校开了民间文学课，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是上海震旦大学，当时钟敬文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赵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民间文学课——在旧中国大学里是看不起民间文学的。人民当家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跟苏联还比较友好，学苏联开民间文学课，而且这门课在当时是必修课，学一年，很认真的。 郑：您跟贾植芳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罗：我跟他在日本时是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去喝酒，我19岁，他大概17岁，每天晚上到“烧鸟”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去，那时就是喝清酒，好玩，乱谈，年纪轻哪。他18岁时写了篇东西很出风头，《人的悲哀》，他跟胡风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写了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胡风，当时贾植芳还是小青年，唉，胡风给他发表了，还非常捧他，给了18还是20日元稿费，那时日元很值钱哪，相当于我们的大洋。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大吃了一顿。当时在“烧鸟”喝酒五毛钱就够了，吃了一两个月。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有些人我们看不惯，比如任白戈和郭老写的文章，让我们两个帮助抄，我们都不肯。那个时候我们都崇拜鲁迅先生，对郭老有看法。在留学生中，我们的文笔比较好，任白戈、魏猛克、周扬他们这一些人的文笔我们也认为是不行的，学日本人，欧化，就是周扬的文章也是欧化。有一件事让郭老很不高兴，郭老要翻译《资本论》，但是没有钱，要筹集五千块钱，喊我、贾植芳每人出20块钱，贾植芳说老罗你看出不出，我说我是这样想的，郭先生翻译的都是文学的书，翻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像比较困难，贾先生说那我们就不出，所以我们两人就没有出。郭老对我就很恼火。我认为郭老的德文水平要翻译《资本论》比较困难。 郑：郭老是用德文翻译还是日文翻译? 罗：假如用日文翻译是很好的，郭老的日文很好的。后来北京的几个学者(当时巴金也在东京)也认为郭老翻译德文的《资本论》比较困难，都不赞成，结果就没有成功。我们跟郭老比较接近，我们不出钱，所以郭老很恼火。我跟郭老很熟，因为都是四川人。说老实话，郭老有学问，人特别聪明。比如说，写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他就在咖啡店的桌子上写，速度快啊，笔头很快，写完了就让人抄，我和贾植芳都不肯抄，郭老不高兴，好像不支持他。因为我们不赞成他同鲁迅两个人吵架。我和贾先生是中立派，也不反对鲁迅，也不反对周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