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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梓：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贫富矛盾加剧，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您认为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一问题？ 托尼·赛奇：收入差距扩大、贫富矛盾加剧，是中国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尽管政府一直致力于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但问题仍然很多。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痼疾，虽被近年来不断推出的各种民生政策不断校正，但转型期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及尚有欠缺的调节机制，使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仍表现为“全范围、多层次”扩大的趋势。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到现在为止，经济增长的好处多数都被国字头的政府、企业占有，如何将经济发展积累的财富公平分配到全社会，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必须注重社会公平，从整体上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完善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张冠梓：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方面的新政策反应比较积极。中国领导人已经给世界留下一个颇为清晰的“真诚”和“务实”的亲民形象。您如何看待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方针？您认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托尼·赛奇：自2002年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政府领导集体以亲民、务实、充满活力并且具有亲和力的形象出现，特别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清楚，新一届领导集体面临着诸多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许多严峻挑战。从机遇来看，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转型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而且改革和对外开放也从各个方面为新一届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都有利于这一届领导为进一步推动转型深化，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支持。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巨大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渐进式改革的结果是将最艰难的制度改革留给了这一届领导和政府；二是改革进程中所产生的综合社会成本和矛盾、问题同样留给了本届政府，其中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正在研究的急剧增加的社会不平等和腐败，特别是腐败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严重的挑战之一；三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信息革命和信息技术要求新一届政府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进一步增加政府透明度和公开化程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领导只有通过推进制度创新并以此实现积极的良性的政治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因此从长远看，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面临最大和最终的挑战就是如何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良性政治治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促进中国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去，扫清各种制度上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张冠梓：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中国是否以及如何进入后奥运时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外也在评估奥运给中国带来的改变。您认为奥运会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改变？如何把握这种机遇？ 托尼·赛奇：2008年北京奥运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无可争议地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举办好奥运会是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重要契机和象征，因此他们为了争取举办权和举办奥运会不遗余力。中国领导层把举办奥运会视为扮演世界性的重要一员的明确标志。他们试图尽全力成功申办奥运会。我认为，中国政府将成功举办奥运会作为一种经济实力增长以及文化强大影响力的体现。中国政府的领导者认为，成功举办奥运会与他们在过去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有着直接的关联。倘若回顾一下奥运会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日本、墨西哥、韩国举办奥运会，无一不是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向世人展示了其各自发展的成就。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借举办此次奥运会以推动国际以及国内的发展，同样会鼓舞每一位中国人，激发他们的自豪感、爱国精神。我想，他们一定为自己的国家成功地、精彩地举办2008年奥运会而感到分外自豪和荣耀。 张冠梓：在奥运会期间，或之前、之后，中国在环境和政治上都面临着挑战。您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应对这些挑战的表现？ 托尼·赛奇：从环境角度来看，既有短期的挑战，又有长期的挑战。显而易见，在奥运会之前或举办期间，中国政府集中应对的是短期挑战，也就是确保北京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至于成为掣肘的因素。他们关掉了大量的工厂，叫停了大量的建筑施工，限制了交通流量，减少了污染源。但是，我认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力度还不够，也太晚了。我认为，与奥运会相比，中国环境问题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处理好经济的眼前的快速发展与未来的长远发展的关系。环境污染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导致了全球变暖和临近国家的酸雨问题。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一系列好的环境方面的立法。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待地方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方面存在不同的出发点。因此，很难在同一个标准上，简单地执行已经具文的法律。 从政治角度而言，我不认为会因为奥运会而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道路和模式。奥运会只是浓缩了民族的自豪感，而目前受关注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社会稳定。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国对于安全定义的范围则要比我们平时所认可的广泛得多。它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整个运动会中运动员、观众身体安全的保护，更多的是确保中国的声誉不受负面影响。中国政府的领导不希望他人或是记者们关注改革带来一些消极方面、不平等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的不恰当行为等等。一旦这些问题被纳入到安全问题当中，安全部门会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规则对其全权管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目的也就是为了事情的万无一失。 当然，这样的话，就显然与西方国家报道准则以及记者预期所要报道的他们在中国奥运会期间看到的，二者之间有所冲突。举办奥运会不仅仅是一次纯粹的运动会，同时中国本身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记者的调查也将中国报道于全世界，这对于中国来说应该不足为奇。我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以应付和处理。 张冠梓：作为一支世界性的重要力量，中国今后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 托尼·赛奇：我在多次访谈中都说过，预测中国的发展是一件需要冒很大风险的事情。尽管如此，作这种预测也使许多人觉得十分有趣。因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有5 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而且中国经历了这么快速、这么持久的发展。她的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对世界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自然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从我们这次交谈的主题而言，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说法，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变化和成就构成了下一步转型的基础和前提。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对于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谈话中已经涉及一些，中国历届政府一直都在致力于解答这个问题。无论是江泽民提出的“小康社会”，还是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都旨在应对这些挑战。当前以及以后，中国领导人仍然必须面对这些挑战。就近期需要注意的问题来具体地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既有实际发展层面的问题，又有制度层面的问题。 从实践层面来看，首先是我们提及的正在进行的城市化问题。中国计划到2020年使得三到五亿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迁移到新的城市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满足基本的物质基础结构、社会结构、学校、卫生保健等等的需求。然而，如果此计划能顺利地进行，将解决一些大的挑战，如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不平等现象，现在也已经成为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其中许多不平等现象涉及城市和农村人们之间生活的差异。其次，我们之前提到了中国面临着的环境问题的重大挑战。如果石油消费量剧烈增加，不断增长到8%、9%、10%，而且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原材料产品和天然资源，将会带来环境的破坏以及消费价格的上升，中国的发展将是不稳定的。最后，当然并不是不重要，我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整体的挑战，是国家结构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寻求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形式。在未来的改革道路和发展过程当中，中国需要建立一整套政治解决方案，以应对各种挑战和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与此相关，未来发展的挑战则是中国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以社会道德为指导的社会环境。中国政府领导已经将举办奥运会作为改革进程当中的一部分，以实现建立民族荣誉感和实现中国的统一，应当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采取措施以保持中国人民不断向前发展。（摘自《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张冠梓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