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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修延：中国人会不会讲故事？ 对于21世纪的文化景观，上世纪90年代人们有过这样的猜测：“讲故事的人将是21世纪最有价值的人。所有专业人员(包括广告制作者、教师、企业家、政界人士、运动员和宗教领袖)的价值评判标准将是：他们编故事吸引听众的能力有多强。”这个猜测已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确实，现在人们编故事的能力与他们的生存能力可能已成正比。 观点一：叙事应是小说、电影的本色行当，但奇怪的是，我们这儿的小说家、电影艺术家却不大重视叙事，甚至不大会讲故事。 以国产大片为例，许多电影从图像、声音、色彩等技术层面说，水平相当高，但故事本身很成问题。斯皮尔伯格说过，如果电影不好，是因为故事不好，如果电影好，一般都是因为故事本身很好。我们这儿的大导演口头上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我常常和我带的叙事学研究生一道看国产电影，许多电影看了之后令人无语，故事非常糟糕。 前两天《江西日报》讨论国产电影时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电影在海外遭遇窘境，缘于咱们的好故事没讲好。”文中援引李道新的分析：10年来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基本都为好莱坞大片，而这些影片多是未来时空、虚拟时空或无时空间，从而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吸引了全球范围观众的眼球；而中国电影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国产大片多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为素材，这使得中国电影无法真正融入到世界电影大潮中去。我不完全同意李道新的分析，创新不是一味脱离现实，而是要以现实中的事件为基础。有时候讲的是虚幻故事，然而处处让人想到真实的事件。即便是《阿凡达》这样的电影，也是处处有现实的影子——欧美人士在其中看到生态保护、殖民扩张，中国人在其中看到强拆，甚至纳美人脑后那根可以“通灵”的长辫，也能唤起人们对地球上蓄辫者的诸多遐想。 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是完全责备中国作家不会讲故事，像王安忆、严歌苓就是讲故事的高手。 观点二：有趣的是，与文学领域的情况相反，在其他领域，在那些看似与叙事无关的领域，人们重视而且善于讲故事。 例如，在商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存在大量的叙事行为。每则商业广告后面都有故事，诱使你购买某种商品；教育的最好手段之一是叙事，通过讲述故事达到影响受教育者的目的；心理治疗离不开叙事，有时医生讲述的一个故事，能使患者的多年心病霍然而愈。还有社会学研究，它本来应该用数字、观点和论据来说明问题，但是一些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却采用了叙事的方式，既生动鲜活，又富于说服力。叙事泛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叙事帝国主义”这个新的词语，人们开始警惕“叙事”向各个领域的渗透。 观点三：在讲故事活动如此盛行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善于倾听故事，换言之，应该懂一点叙事学，否则便容易被别人“忽悠”。 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个观点，如果完全不懂讲故事的奥秘，就会弄不懂故事后面隐藏着的动机。最近本·拉登被击毙的故事，完全由美国政府讲述。故事完全符合好莱坞标准：敌人被蒙在鼓中，神兵天降，冒险突击，一枪毙命，大功告成。然而，这个精心讲述的故事中存在大量“信息断点”，实际上就是疑点，许多信息自相矛盾，结果成为真实生活中的“不可靠叙述”，新闻发言人成了“不可靠叙述者”。拉登当时手中到底有没有武器，开始说有，后来又说没有，说没有是怕把他塑造成持枪反抗的英雄。按照好莱坞自身的叙事逻辑(有时一部电影中可读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故事，如《禁闭岛》)，拉登也可能是整个故事的编导。他本来就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干脆将计就计，把自己住处的信息透露出去，以自己的死唤起更多人的反抗。这也是一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面对当代文化的种种景观，需要用更深入的眼光进行透视分析。 观点四：一个事件可以引出诸多不同的解释，或者说对同一个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与认识，叙事学将此称为“功能多价”。 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要知道存在各种各样的观察角度。比如说板球是印度风靡全国的游戏，印度在最近的板球世界杯大赛中夺冠，全国为之沸腾，这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比天还大，但许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同样，我们把奥运会看得很重，但是在世界上的某些角落，可能对奥运会由谁主办并不是太在意。中国有句古话叫“知己知彼”，我们不能光“知己”不“知彼”，这对我们全面把握信息是不利的。 最近学界有“叙事学转向”之说，意思是叙事学对许多学科都在产生影响。但“叙事”不是万能的，无须定于一尊。诚如罗兰·巴特所言：历史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云，而不是一个“所指”的结构；它调动的代码无止境地显现，不可确定；各种意义系统都有可能控制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我们可以通过好几个入口进入到其中，但任何一个入口都不能被确认为是主要入口，更不是惟一入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