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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俗文献浩如烟海，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整理与研究。在民俗学学科圈内，少有学者肯在这个方面下硬功夫。民俗文献研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民俗文献比较繁杂、零散，不如其他学科典籍文献相对单纯，且时间维度模糊，梳理起来难度相当大;二是民俗文献仅仅是民俗事象的载录，不是学问的书写，对其研究难以进入学界一贯所推崇的“考据”的学术境界，或者说研究者的学问和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显现。而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专著则另辟蹊径，瞄准学科前沿，有效地摆脱了这种困境，为民俗文献学研究确立和实践了一种崭新的高度，大大提升了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品位。 作者将民俗文献框定在“明代”和“岁时”，在选题时就解决了民俗文献时间维度模糊和繁杂及零散的问题，引导民俗文献学向专题的方向发展，为研究的深入与透彻寻求可能性。当然，仅此仍远远不够，因为明代岁时文献的数量之丰硕，足以让作者停留于疲于文献爬梳和归类的状态。作者的学术胆量和勇气远远超越了文献清理的层次，而是立足于确立民俗文献研究前沿的高度，具体说就是瞄准民俗志书写的学科要求，以现代民俗志的眼光关照明代岁时文献，着力解决明代民俗文献的书写状况和如何被书写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在具体研究中，则会格外关注一种岁时民俗记述(辑录)文本何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又何以是以这样的面目而非那样的面目出现;格外关注文本记述的可信性问题，格外关注文本所反映的民俗生活、蕴涵着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文本的价值;格外关注对传统、文本书写经验的总结，寻求能够最有效地反映岁时节日民俗真实的书写方式。”(绪论23页)这“四个格外关注”正是民俗文献研究前沿高度的具体体现。 由于受地方志中民俗描写影响，中国古代民俗志似乎给人一种顽固的印象，即尽是没有叙述主体的资料集。而事实并非如此。张勃为我们展示了古代民俗文献令人惊异的另一方面。她发现，诸多古代民俗文献都属于“我的追忆”，是作者对亲历的民俗生活进行的记述。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吴自牧的《梦粱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刘侗、于奕正、周损的《帝京景物略》，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顾禄的《清嘉录》，夏仁虎的《岁华忆语》，潘宗鼎的《金陵岁时记》等莫不如是。这些民俗文献把作者本人纳入审视的视野之中，不仅关注民俗的行为过程，也关注民俗中人的体验和情感，尤其关注个人的民俗生活经验，撰写出个人的民俗传记。这就使无名氏的民俗志真正转化为“我的民俗志”，从描述普遍和通常转为描述具体和个别。 中国古代民俗志之所以能达到现代民俗志书写所要求的高度，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一直秉承“文以载道”的书写志向，即便是以忠实记录为上的民俗志，也要在字里行间抒发作者自己的家乡情怀或立场、态度及价值观。以《北京岁华记》为例，陆启浤极力渲染京城节日民俗生活的繁华景象，写作意图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作者“不仅借《北京岁华记》进行个人情感上的怀旧，像《梦粱录》、《东京梦华录》、《岁华忆语》等著述那样抒发‘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的感慨，而且有借以激励有志之士光复明朝的政治意蕴”。(196页)面对这些“我的民俗志”，张勃给予了极高的学术评价：“其中无不包蕴着作者对记述对象的深切感受，有浓厚强烈的热爱、毫不掩饰的眷恋或深沉的惋惜……而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民俗志书写的最新要求，而且有助于民俗学者思考民俗学伦理问题，思考在民俗志书写过程中如何处理书写者的主观情感与民俗志追求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绪论，11页) 就“如何处理书写者的主观情感与民俗志追求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张勃试图在民俗文献文本中找到答案。既然是借民俗描写表达政治意图，那么，这些作者们是如何让读者获得描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认知的呢?除了“文以载道”这一书写追求之外，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史志一体，古代民俗志的书写者们是以史书的标准书写民俗的。而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所标榜的一个目标，由司马迁开启而一直延续了下来。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的书写同样以实录为准则。“这些作者基本上都是秉持实录原则进行记述，有些还将实录作为自觉追求，比如田汝成就以反问的语气表明自己对实录原则的坚持：‘史不实录，则观者何稽焉?’于奕正、刘侗也强调：‘闾里习俗、风气关之，语俚事琐，必备必详。’”张勃注意到这样一个叙事事实，“即几乎每一种岁时记的作者都努力使读者相信他们的记述是真实可靠的，他们为此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在‘序’或‘叙例’中宣称他就在现场，或曾经在现场过，宣称他的资料源于实地调查或档案材料，宣称他本人是追求客观的，有着不偏不倚的立场。”(312页)的确，真实是叙述出来的，或者说是表白出来的，明代岁时文献的提供者们一方面践行史志的书写原则，一方面又竭力让读者相信他们的书写，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自己书写的自信和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