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国际发展学”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能请您就此深入、具体地谈一谈吗? 李捷理：“国际发展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它的特点是交叉学科的研究，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不能忽视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家也不能离开环境学视角(如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政治学家同样不能脱离公共卫生学视角去谈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我所在的学校就设立了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独立招收研究生，下设四个专业：社会科学(含政治经济文化)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环境与发展、公共卫生与发展。考虑到这一学科多学科的特殊性，所有课程均由相关院系教师兼任。目前，在美国有不少学校都建立了国际发展学科，未来会有更多的学校朝这一方向发展。 我认为，将来的大学毕业生都应具备从多学科的视角(而不是单一视角)来看待发展和分析发展问题的能力。最近看了一本名为《错误衡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GDP没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的新书，三位作者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是斯蒂格利茨和阿马提亚·森。书中对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反思，对GDP的反思，对生活质量定义的重新审视和衡量，恰恰代表了“国际发展学”所关注的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前沿性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国际发展学”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捷理：严格意义上说，“国际发展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起步阶段，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这一学科如何去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或者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国际发展学”目前所沿用的理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理论，即所谓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发展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是典型的“欧美中心论”，其主要观点是亚非拉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只有效法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和套路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风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或曰“华盛顿共识”，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是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关键，这一理论的实质其实也是“欧美中心论”的翻版。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发展署(UNDP)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援助事务(AID)，即协调捐赠国(发达国家)与受赠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施舍者和受恩者、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导致了全球“南”与“北”之间的冲突，而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土不服”更使得传统发展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与此同时，本世纪初的全球发展状况又提供了更多的发人深省空间——发达国家的辉煌不再，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一蹶不振的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的欣欣向荣。这一变化折射出全球化的今天，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面临其发展能否可持续的严峻挑战，那些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国家势必将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沦为“欠发达”国家。因此，发展问题已不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问题，它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其外。 综上所述，当昔日单一指数的发展概念衍变成如今含综合指数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时候，探索和建立一套合适的理论体系是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挑战。顺便透露一下，我目前正写作的书中将尝试性地提出“国际发展学”应具备的新概念，即用 “Sustai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可持续发展国家)、“Less Sustai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欠可持续发展国家)和 “Unsustai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非可持续发展国)来代替目前广泛使用的“Developed Countries”(发达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和“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欠发展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新分类有利于对各国的综合发展指数上作科学和客观的比较，如那些GDP高但环境指标差的国家就不会被归入可持续发展国家之列。 4 中国应加强人文社科高等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鉴于您跨越东西方的教育背景，您对现在中美两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何评价?在此领域，您认为两国有哪些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李捷理：如你所知，我本人是中西教育的合成品，像我这样教育背景的人在教授协会内还有不少。这一背景使得我对中美两国的教育、科研都深有体会，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会那么偏执，会比较宽容和理解。我认为，在过去10年间，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与国际的接轨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除双方人员交流上日渐频繁外，这几年不少海归博士回国任教，将美国学校好的教育和科研方式带回国，加速了接轨的速度。不过，与其他学科相比，人文社科方面还是有些滞后。我始终觉得美国大学内学生的选修课自由度要大得多，教师的自主权也比较大，这一点对扩充学生的视野、扩大知识面是极有帮助的。近几年中国大学的“硬件”上得快，校园设施可与美国高校媲美。但“软件”方面还是欠缺不足，大学扩招，但师资跟不上、教材跟不上，有些学校培养出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包括研究生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大学部分优质的教学大纲以及严格的教师聘用考核体系是值得中国方面借鉴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师生交流的深入，中国的大学教育会进入一个新的快车道。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成立于1995年，成员绝大部分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中国旅美学者。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每年在美国举办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2000年开始，协会每年组织暑期回国讲学团，讲学内容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哲学、法学、新闻学、传播学及语言学等不同学科，先后在西安、上海、重庆、成都、南京、北京、武汉、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的数十所院校讲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协会还定期出版会讯和学刊《中国研究学刊》(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并在国内出版了介绍美国的多套系列丛书和多部学术著作，与国内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