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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25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何其芳、毛星、贾芝主持，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和《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这次会议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编写一部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成果、文学经验、文学发展史，因而名实相符的中国文学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需要和要求”。1961年4月，成立了整理和研究调查报告的中央机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会议。调查研究的结果刊印出的资料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有助于“调查产生民间故事的环境”。[20] 总之，1949-1966年国家在文艺方面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纳入文艺学的研究模式与轨道，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突出民间文艺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而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具有典型意义。再加上1956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搜集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这样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集结成册，大量成果都是首次面世，为丰富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为建立民间文艺学完整的资料体系有重大意义。 三 关于搜集理论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有：钟敬文的《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收于《民间文艺新论集》)、何其芳的《从搜集到写定》(收于《何其芳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年版)、马可的《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收于马可：《中国民间音乐讲话》，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李束为的《民间故事和整理》、柯蓝的《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许直的《我采集蒙人民歌的经过和收获》(后三篇均见于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关于民间文艺》(内部参考资料)1954年)等。关于搜集整理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对幻想色彩的去除，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21]后来1957年刘魁立于本年度《民间文学》6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董、江二人进行了答辩，他们的共同点是：肯定人民大众的创造力，要有为人民的正确搜集态度，记录要尽可能忠实、要多收异文以利整理时比较参照，要附必要的说明与注释等。“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著的，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当时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科学研究和群众读物。”[22]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成为民间文学领域引起讨论的缘起。朱宜初、陈玮君、巫瑞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等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员，以及1959年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民间故事、传说的一些同志也都参加了讨论，主要讨论搜集过程中记录的问题与搜集成果的整理问题。关于搜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凡是民间文学作品一律要记录，应当忠实记录，一字不移;(2)有重点、有选择的记录;(3)有限度的忠实。关于整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只有“编辑”工作，而无“整理”工作，即使“整理”也只限于技术性范围;(2)认为民间故事的整理应当加工，在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3)慎重整理;(4)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创造些新的来，即推陈出新。[23]其中第四点后来发展成了“改旧编新”，主要人物是张弘，他认为改旧编新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搜集——整理——推广是为民间文学服务的方法。整理、改编、创作是广义的整理，都属于民间文学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整理基本上是改造民间文学传统作品的手段，是对传统作品“推陈出新”的手段，是改旧的手段;创作是形成新民间文学作品的手段，是编新的手段;改编是不问体裁之间人为的相互转化的手段，基本上是用非民间文学作品来丰富民间文学的手段。[24] “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和壮大，首先引起重视并且需要加以解决的，暂时还不是具体的专题性研究课题，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理论问题，诸如，民间文艺研究的方向、民间文艺在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的原则问题，等等。”[25]这句话基本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搜集与整理成为了民间文艺学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不同观点与不同思想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1961年，毛星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发表《从调查研究说起》。主要观点为：(1)忠实记录;(2)搜集整理工作是一种复杂艰苦的思想、艺术工作，搜集整理工作者记录的技能不是惟一修养，更为重要的修养，应该是思想作风上的党性锻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民间文学的专门知识和对文艺作品欣赏与写作能力的修养等等;(3)记录必须一字不动，而写成为书面的文学，则必须进行或大或小的整理加工，而整理加工应该有一个原则，即必须力求保持这个故事的民间原貌，其目的是要呈现“民间的这一个故事”。毛星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了当时年轻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孙剑冰、刘超、陶阳、杨亮才等都进行了论述[26]，对于毛星调查研究思想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是陶阳，他认为“跟随毛星同志三个月的调查采录，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从毛星同志的教诲与实践中，学到调查采录经验有如下几点：(一)要到无人曾经调查采录过的地方去，要到边远地区去，那样，总会有新的发现。(二)调查采录要三勤，即腿勤(多走路)、嘴勤(多问)、手勤(多记);而且要真正做到“有闻必录”。(三)要注意看当地的县志、风俗志，将书面的历史与风俗跟田野作业结合起来，那样，就可避免盲目性，掌握主动。(四)记录民歌、故事及其他作品时，要做到忠实记录，要存真，要保持讲唱者的语言特色、叙述方式及其艺术风格。[27] 贾芝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系统地发表了对“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时期关于讨论的文章结集而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和《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三辑(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63年2月)，后来讨论持续发展，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领域。1963年，《民间文学》和《奔流》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和创作的经验(《民间文学》1963年第1、2期)，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63年第3期)，李纉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整理的讨论(前者见《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后者见第6期)，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士杰关于义和团故事的整理与创作之谈论。张士杰谈论了他对民间故事范围的新的认识，放弃了过去狭隘的传统观，以及他搜集和整理、创作义和团革命故事的开端、过程与方法，“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也生动，那就按着原讲述的去写;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差，那就要进行加工;若是故事内容好，听到的却不全，那就再深入搜集，并不急于写它，直到我认为‘可以了’，再去写它;若是故事内容还好，只是其中有糟粕，或者精华不突出，那就要进行删除或削弱与突出描写;若是故事内容不好，讲得却很生动，这我也听一听，却不去写它，只留做参考研究。”[28]可见他对民间文学做了民众读本与科学研究的区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两辑。 可见，这一时期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支持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成为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重要部分，得到长足发展。它的发展不仅是民间文艺学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层面与资料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