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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岳镇海渎 岳镇海渎是名山大川，为历代所祭，只是不同朝代的岳、镇所指有所不同。明代的岳镇海渎包括五岳、五镇、四海和四渎，其中五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和中岳嵩山；五镇指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和北镇医巫闾山；四海指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四渎指东渎大淮、南渎大江、西渎大河和北渎大济。对岳镇海渎的整体祭祀，只能由皇帝或者皇帝派遣的官员来进行，但封国和地方政府可以对辖区内的某一岳、镇、海、渎进行祭祀。 2.钟山等陵山 明初建都南京，以“龙蟠”之势屹立在扬子江畔的钟山既对明代南京的城市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寝——孝陵所在地。早在洪武建立专门的山川坛，设十九坛祭祀天神地祇时，就有一坛为京都钟山。洪武九年（1376年）更改山川坛制，设十三坛，其中之一为钟山，位于正殿。永乐迁都后，在北京建成山川坛，仍在正殿设钟山之神坛。不过，此时增加了天寿山神，位于钟山之神右边。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又设五陵山之神坛。五陵山，指基运、翊圣、神烈、天寿、纯德诸山。此皆为“祖宗妥灵之地”。 3.京畿山川 京都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皇帝的常居之处，是象征国家政权的城市，具有比其他地方更为重要的地位，京畿山川也受到格外的重视，成为专门的一个类别。 4.天下山川 岳镇海渎、陵山、京畿山川之外的山川可称为天下山川。对天下山川的整体祭祀，也只能由皇帝或者由皇帝派遣的官员来进行。对不同地域的山川进行祭祀，则主要根据属地原则由封国和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进行。 5.外夷山川 自明朝建立之初，周边的一些国家如安南、高丽、占城等就称藩纳贡，成为它的藩属国。作为宗主国，明朝负有帮助其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对于藩属国境内山川即明人所谓外夷山川的祭祀也是明朝山川祭祀的重要内容。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就提出“安南、高丽皆臣附，其国内山川，宜与中国同祭”，于是，“安南之山二十一，其江六，其水六。高丽之山三，其水四。命著祀典，设位以祭”。到洪武八年（1375年）时，礼部尚书牛谅提出“京都既罢祭天下山川，其外国山川，亦非天子所当亲祀”，希望在各省祭祀时附带祭祀，这一建议得到许可，于是“广西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锁里，广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附祭高丽，陕西附祭甘肃、朵甘、乌斯藏，京城不复祭。又从礼官言，各省山川居中南向，外国山川东西向，同坛共祀”［4］1285，这些外夷山川与所附省境内的山川共同接受地方官的祭祀。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国家礼仪中的祭祀对象，山岳本是具有神格的自然神，但很早就人格化了。有学者指出，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偶像崇拜及给它们进行封爵［7］40。为山岳神封人爵始于唐代，宋元两朝有增无减。譬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为泰山天齐王加号“仁圣”，五年（1012年）又加号东岳曰天齐仁圣帝，南岳曰司天昭圣帝，西岳曰金天顺圣帝，北岳曰安天元圣帝，中岳曰中天崇圣帝。又如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真德广宁王，中镇霍山为崇德应灵王［8］418，等等。到明代，最初“其山川之神亦因守臣之请间有封者”，但洪武三年时，明太祖就厘定诸神封号，斥责为岳镇渎海封爵加号是“渎礼不经，莫此为甚”，遂“命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为此特制诏书，明确神号，其中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恒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巫闾山之神［3］384。明太祖还“遣使颁谕天下，且刻石于各庙”［3］540，一些地方至今保存着当年立下的刻石④。 （三）祭祀时间 国家祭祀礼仪在时间方面往往有专门的要求，时间的特殊性是国家祭祀礼仪权威性的一种载体和象征。明代山川祭祀的时间与它的性质有关，山川祭祀有不同方式，既有从祀，又有专祀、告祭和路过之祭。洪武元年（1368年），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对前代郊祀的历史进行大致梳理后提出：“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明太祖“如其议行之”，于是，“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4］1246。嘉靖改制后，又在方丘设五岳、五镇以及五陵等山川的从祀坛。作为从祀，山川祭祀的时间与它所从祀的祭祀活动在同一天，比如从祀冬至圜丘郊天之礼的时间便在冬至日，从祀夏至方丘郊地之礼的时间便在夏至日。 明代中央政府层面的山川专祀之制始于洪武二年，专祀的时间屡有变更。初为一年两祭，春在清明，秋在霜降。不久改以惊蜇、秋分后三日遣官致祭。洪武七年（1374年），令于仲春、仲秋上旬择日进行。二十一年（1388年），将一年两祭改做一年一祭，废除春祭，秋祭改在八月中旬择日进行。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又废除了仲秋专祀。 上述专祀山川和从祀山川，都是国家的常规性祭祀活动，祭祀时间也都相对固定。此外，当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还会临时举行告祭活动，这属于非常规性活动，祭祀时间并不固定。又皇帝外出经过某地，也要祭祀当地山川。关于“祭所过山川”的礼仪，明代有专门规定，这样的祭祀活动，时间也不固定。 （四）祭祀场所 明代国家山川祭祀的常规场所有坛场和祠庙。因为山川祭祀是从中央到地方全国通行的祭祀活动，各地都设有山川坛。不过，中央政府的坛场建置更复杂，变化也更多。洪武初，曾设置专门的天神、地祇坛，地祇坛由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地祇合成，但不久，又认为天神地祇“阴阳一气，流行无间”，于是合二为一，在城南正阳门外天坛坛西建立了专门的山川坛，包括正殿七间，东西庑各十五间，合祀天地诸神，共设十九坛。洪武九年更改山川坛制，共设十三坛。永乐迁都北京后营建礼仪建筑，“凡庙社、郊祀坛场、宫阙、门阙规制悉如南京”［9］356，在北京正阳门外天地坛西建成山川坛，除了在正殿钟山之神右边增加了天寿山神外，全仿南京,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明世宗时期。嘉靖十一年（1532年），世宗改山川坛为天神地祇坛。穆宗隆庆元年，有大臣认为嘉靖改制已使天神地祇坛“从祀南北郊”，不宜再行专祀，这一建议被采纳，山川坛便失去了专祀山川场所的职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