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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大留下的传统被美国学者推崇 南方日报：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在治学和学术倾向上有何不同？ 黄淑娉：吴文藻在美国时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中心。吴文藻在那儿接触人类学的各种学派，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功能学派的理论最为合适。功能学派主要认为，研究一个社区或问题，所研究的问题是个整体，它不是孤立的，要研究这个社区的各个方面及其密切相关的相互关系。1929年，吴文藻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吴文藻提出了很多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这一直对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相比之下，杨成志更主张人类学家调查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关注的重点。主要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他们注重实际调查，偏向于材料的搜集和解释，不用做理论归纳，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就显明了。南派更多按照这样一个路子走，与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般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以燕京大学为重镇，受功能学派影响，侧重汉人乡村社区的社会分析，意在致用；南派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重镇，于法国民族学派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浸淫较深，侧重边疆后进族群的历史考掘，南派的调查往往无关国计民生，成绩却也能持久。 王建民：其实南北两派是一种概括的说法。这里说的“南杨北吴”主要是从培养学术队伍来说的。抗战之前，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以社区实地调查作为重要支撑，也探索了导师制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而杨成志先生则以在研究所培养研究生为主，训练包括基本理论学习、田野工作训练等。比如说，抗战之前，他曾经亲自带领研究生到海南岛和粤北地区调查黎苗和瑶族，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撰写田野民族志论著。吴文藻先生更多强调理论分析，比较各种学派的理论，他主张采用当时比较具有解释力的功能学派的理论，“以试用假设时，以实地验证终”，将理论解释和田野材料结合起来。而杨成志先生则更主张通过对具体文化的实际调查，搜集相关资料。除此以外，两位学术大师当时培养学生的层面不太一样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两位学术大师都把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生必备的训练环节。所以说，在学科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上又是一致的。。 南方日报：有人曾评价说，从杨成志到梁钊韬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形成，被美国人类学家看作是一部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缩影。为什么这样说？ 黄淑娉：解放前，国民政府在国立中山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杨成志是整个研究生院的院长，地位比较高，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王启澍、吕燕华、张寿祺、容观琼等学者，都是他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造就了华南人类学阵营中较为争气的一支学术队伍。 美国一直坚持四分支人类学传统，包括以下四个分支学科：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一直到目前还保留四分支人类学传统：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是国内唯一保留该传统的学院。厦大的人类学系也有比较久的传统，分考古学和人类学。北方的综合院校里，人类学也没有四分支，人民大学把人类学分到社会学系，后来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杨成志到梁钊韬在中山大学里留下来的人类学四分支的传统，被美国人类学家推崇。 王建民：之所以这样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Guldin)教授写的那本《中国人类学逸史》，为了适合美国读者的口味，他选取了比较熟悉的中山大学教授梁钊韬作为焦点，将梁钊韬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再放置到中国人类学史的大框架中。 不过，在中山大学和广东人类学发展的追溯中，必须把杨成志先生放在一个学科开创者的位置上，我也曾经和顾定国教授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杨成志先生因为当时年事已高，顾定国去访问他的时候没有获得太详细的材料，而文献材料的使用正是顾定国教授的短板。事实上，正是杨成志开创了广东的人类学事业，并为整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贡献。杨成志教授在培养学生方面很有成效，1949年之前，由他培养出的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学界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杨成志先生和他的学术梯队所经历的学术发展历程，恰恰能够表现出中国人类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创造的业绩、经历的曲折，以及学科重建和发展的过程。 美国学者坚持四分支人类学学科结构，并且更愿意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到底什么是人类学，到底哪个地方的学科建设更像人类学。顾定国在他的著作里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也受到了欧洲学者的批评，认为这是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中套用了美国模式。中国的人类学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在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我们的人类学没有办法涵盖整个学科，只是分别强调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当然，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考古学专业是放在社会学人类学学院中，实现了学科之间更好的衔接。不过，在全国许多大学中，因为学科体制的限制，通常考古学是和历史学专业或者博物馆学专业关系更密切一些，而语言学研究力量则主要集中在中文专业、少数民族语言专业和外语专业中，一时很难按照这种四分支的模式完全整合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