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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形态、内涵特点、社会文化价值等做理论概括和深入阐释，必须确立适用于它的基本理论范畴，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应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紧密结合，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确立基本的理论范畴，譬如在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流变史的基础上，确立其基本性质，阐释其社会、文化、审美内涵，研究其社会文化功能等。在研究中要注意将“还原”与“阐释”相结合，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参今鉴古、多重证据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基本面貌;理论范畴;方法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建近百年来，还没有明确地将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及相关理论作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大量散见于诗文评、词话曲论、选本别集、序跋书信、史传方志、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资料，需要从民间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做整理和研究。笔者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对这一论题做了初步的探索，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晚明民歌批评研究》的尝试性研究获得了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践经验[1]。笔者的研究感受是：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这一研究领域，必须结合它自身的基本面貌，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才能提炼出适用于该研究对象的理论范畴，揭示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和审美内涵，以确立它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文学思想史上的应有地位，并构建打通雅俗的大传统文化观及整体性的“球形”文学观。 一、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范畴，指从先秦至近代，以文人学士为主要的批评主体，对以民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笑话等为代表的民间文学所做的描述、解释和评价。受官方主流文化观和雅文学观念的影响，民间文学批评被学界关注到的数量和规模远不及文人文学的批评，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想价值。对它们做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第一要务是呈现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基本面貌，以引起学界的重视和研究的兴趣。与20世纪初期以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现代民间文学批评相比[2]，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缺少学术建构的自觉性，其基本样态和基本构成上都有其独特性，这既使我们的整体研究和理论概括面临巨大的挑战，也给学术探索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可简要地描述为：它们在分布上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散点状态;批评文本是寄生性的;批评文体具有诗性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广泛地分布在古人的诗文评、词话曲论、选本别集、序跋书信、史传方志、笔记小说中，它们虽然不像日月当空那样耀眼夺目，却在浩瀚的夜空中闪烁着微光的满天星斗，远远地彼此映照、相互勾连。它们的数量本来并不少，但是被关注的程度却很低。比如郭绍虞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仅仅收入了以冯梦龙的《叙山歌》、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和《词谑·论时调》、徐渭的《南词叙录》、沈德符的《顾曲杂言·时尚小令》等为代表的少量民间文学批评文本，且古人就神话传说和故事笑话等所发表的言论在该书中一无所见。[3]当代学者武文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献辑论》一书[4]，是目前收入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文本资料较多的一部书籍，但仍然有大量遗漏。极为可观的中国古代民歌批评史料、古人围绕《山海经》神话和大量民间传说与故事所做的解释与评价，都还没有相对完整的整理辑本可供研究。可见，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文本的搜集与整理仍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文本载体具有寄生性的特点。除了围绕《山海经》所展开的神话批评，比如《山海经》的序跋、评点、注疏等，可形成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之外，像徐献忠的《乐府原》、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冯梦龙对《挂枝儿》和《山歌》所做的评点、刘毓崧的《古谣谚序》、黄遵宪《山歌题记》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民间文学批评文献的数量是有限的，大量的民间文学批评寄生于诗文评、词话、曲论、乐论、笔记、史传、志书、类书、文人别集中。比如民歌批评，它较多地寄生在诗话、词话、曲论、乐论中，因为民歌本身是一种音乐性较强的民间文学，又是诗、词、曲、乐的重要来源，所以它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诗学词学曲学及音乐学的领域;它又寄生于笔记史志类的书籍中，文人学士们阅读、游览，对于民间歌谣，有所见有所得有所感，便会记录、描述并给予评价，比如张岱的笔记《夜航船》中记录了不少与民歌有关的典故、事迹，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记录和评价了不少京师和南直隶的民歌文化;民歌批评还寄生于各种文学作品中，比如在文人竹枝词中，就保存了不少文人学士对民歌的描述和看法。同样，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笑话批评文本的寄生性也非常突出。在冯梦龙编撰的话本小说集“三言”中，话本小说前面的一些“入话”，就可以视为说话人对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批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笑话的批评也大量地寄生于笔记小说中。批评文本的“寄生性”带来的理论视野必然会扩大，并形成巨大的研究张力，它既要求研究者突破文体的界限，寻找寄生于不同文体中的民间文学批评之间的共性，又要求研究者在相关文体领域之内，分析民间文学批评的独特内涵和价值。比如民歌批评，一方面要打通诗话、词话、曲论、乐论的界限，寻找民歌批评的理论核心，一方面又要回到诗学领域研究民歌批评与诗学建构的关系，回到词学领域研究民歌批评与词学建构的关系，回到曲学领域研究民歌批评与曲学建构的关系，回到乐论的领域研究民歌批评与音乐理论建构的关系。 再次，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文体具有诗性特征。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缺少像《文心雕龙》、《原诗》那样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论著，而更多的倾向于文学化的描述、印象化的解释、个人感悟式的评价，具有极为鲜明的诗性特征。刘侗与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文笔优美、叙事如画，比如卷一记城北内外三圣庵一带的风俗云：“德胜门东，水田数百亩，沟洫浍川上，堤柳行植，与畦中秧稻分露同烟。春绿到夏，夏黄到秋，都人望有时，望绿浅深，为春事浅深;望黄浅深，又为秋事浅深。望际，闻歌有时：春插秧歌，声疾以欲;夏桔槔水歌，声哀以啭;秋合酺赛社之乐歌，声哗以嘻。然不有秋也，岁不辄闻也。”[5]极为生动细致地描述并评价了明清之际京师一带的歌俗文化，这种描写、叙述、议论结合的表达方式，就像一篇优美的散文，审美性十分突出。冯梦龙对《挂枝儿》中所收民歌，也采用了印象化、感悟式的评点。比如他评《揉枕》和《打丫头》这两首民歌，云：“揉枕，打丫头，描写无聊极思，亦奇亦真”，又评《打丫头》后“又一首”《打梅香》云：“瘦又打，壮又打，如此难理会的姐姐，教做姐夫的也怕人。”评《花蝶》的一首“对歌”云：“墙花浪蝶，正堪作配，勿相埋怨。”评《桃子》云：“等待熟时，又怕先蛀了。” [6] 都是主观感受的诗性批评。另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一种批评文体叫“论诗诗”，即以诗论诗的形式，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三十绝句》，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文体中，则有以诗论歌的形式，最典型者莫过于竹枝词。嘉庆间的六对山人有竹枝词云：“龙安歌得韵悠悠，月巷花街巧啭喉。小女熟听才学唱，被娘喝道不知羞。”自注云：“近五六年间，儿童唱七字四句歌，抑扬宛转，时出新调，到处皆然，名龙安歌。”[7]结合自注，可知嘉庆间成都花街柳巷流行一种叫《龙安歌》的七字四句歌，由于它声韵悠然婉转，不懂事的小女孩听多了也会学唱，当妈妈的就会责骂女儿不知羞。这首文人竹枝词及注，就应该纳入到民歌批评的范畴来考察。 由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分布的面十分广、关联的文化形式非常多、批评文体的感悟性强。其缺点是不成系统、较少专著专篇和专论、理论性不足。这种基本样态，既给资料搜集和理论提炼带来巨大的困难，也提供了多元解读和立体阐释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基本构成，则可以从批评家、批评文本、批评对象等方面入手，对重要的民间文学批评家、代表性批评文本，置于社会历史语境进行考察，评价其地位、理论得失、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古代，除了像冯梦龙、李开先这样的文学家同时又可称为民间文学批评家之外，还有一大批文人学士关注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他们构成了民间文学的批评家群体，应该在文学思想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比如，在现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系中，竟然完全缺了神话传说批评这方面的内容，导致郭璞、尤袤、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叶德辉等等研究《山海经》神话的古代学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段成式、徐献忠、杨慎、宋懋澄、周之标、屈大均、田雯、邝露等等一大批在民间文学批评上有所作为的批评家，都应该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建构中获得一席之地。为被忽视的批评家群体“立传”，应构成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批评家群体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批评家们的社会立场和文化观念的问题，他们对于民间文学的心态，相比于文人文学而言更具复杂性，也更能折射出社会历史及文化语境的影响。罗宗强先生关于文学思想史与士人心态关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也要重视抓住批评家群体，抓住这些批评家们的心态，才能使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立体的、综合的、动态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