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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陈伯海先生曾提出：“新方法要开拓，传统方法也要‘出新’，鼓励多样化的创造和相互竞赛，不求定于一尊，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当前理论创新问题的基本态度。” [10]支撑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为文艺学和民俗学，扩大一些则为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所以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构建一套而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方能更好地把这一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和多元价值揭示出来。 首先，要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留下的宝贵经验与当下的研究方法结合，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这种属于历史形态范畴的研究对象，要重视“还原”与“阐释”结合，这是基础性的研究方法。所谓“还原”，一是按照一定的“述史”模式，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给予历史还原式的述录，尽可能呈现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变进程和不同时期的基本状况，客观地勾勒、描述和提叙是基本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要通过研究，澄清一些认识上的错误或歧义，比如因学界“断章取义”、“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一些不恰当的认识，有必要给予清理。为了尽可能提示真相、还原事实，有必要将重视考据的乾嘉学风引入到研究中来。所谓“阐释”，是指要规避沉陷于史料、堆砌史料的做法，重视对史料的内涵解读和意义分析，要站在历史的维度和当代的立场，把研究者的“史识”贯通于对史料的选择与分析中。“还原”与“阐释”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验之得，通过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就可以看到这种“还原”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成效，事件与意义、史料与史识的密合无隙，才是文学史学研究的高超境界。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同样要借鉴这种富于成效与建树的研究方法。 其次，民间文学批评是针对民间文学所做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是俗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它的内涵与意义极为多元，对它进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必要的文化研究方法。“综合性的话语分析”，就是突破学科限制，多层面地运用文化话语理论，对民间文学批评做意义分析。笔者曾于2011年撰写《“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一文[11]，对此做过一些探索和举例，彼时的研究还只是希望超越文学史研究的“自律”论和“他律”论的述史模式的局限性，使那些在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述史”模式中没有立锥之地，或者处于次要的、附庸的地位的民间文学批评思想得到释放或彰明。经过近三年的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尤其体会到“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可以在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两方面都有所作为的研究方法。由于民间文学批评在整体上看来显然不如文人文学批评成体系、理性论也不强，所以对它们作模式化的述史是不太现实的，而由个案入手，抓住片断或零星的史料，探索它们与文学、与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发现话主的意向、立场与反应，分析形成话语的语境，并进一步关联文化传统、社会权力关系问题等等，是民间文学批评研究的有效方法，这种通过貌似不起眼的个案来发现重大问题的方法正需借力于话语分析。同时，看起来零散不成系统的研究对象之间，实质上存在内在关联性，不论它们处在什么时代，它们之间的继承、变异、反拨的关系始终是存在的，将看起来距离遥远的批评话语按一定的方式排列起来，寻求它们之间的话语关联，有助于发现民间文学思想的流变规律，有助于发现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再次，由于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口头文学，属于文字符号不可能完全记录的文化传统，经过社会时代的变更和时间的冲蚀，其中有不少已经消亡，或者发生了变化，所以古人的民间文学批评是否符合它所批评的对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容易给予证明的。但是，如果能给予证明的，就要尽可能证明，运用“参今鉴古”的方法，或许有助于释疑解难。所谓“参今鉴古”，也就是用今天尚能考察到、或仍在流传的民间文学来追溯它们的历史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与其批评对象之间的契合程度。这又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对待，一种情况是：一些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变化几乎是很小的，它们属于文化的“遗留物”，且在当今仍然有生命力，它们古有记录，今有流传，以今天通过田野考察获得的活态形态，推想古时候的传唱形态，应该不会太离谱。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民间文学的历史形态看起来是消亡了，实质上却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变化了的形态入手，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原型、母题、要素、程式、语词等，它们继承了古代的民间文学，对这些相对稳定的方面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大体猜想古时候它们被讲述和传唱的状况。这就是“参今鉴古”。这一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在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对于人类口头传统的研究，发现民众的口头传统既具有变异性，也具有稳定性、传承性的特点，比如以“帕里-洛德”为代表的“口头程式”理论研究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12]。如果不否认这一研究前提的话，“参今鉴古”就是可行的。这里给出一个笔者的研究实例。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了粤人唱《采茶歌》的情形，称：“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采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然一宝灯，罩以绛纱，以身为大圈，缘之踏歌。”并记录了其中的三节歌词，分别是“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13]此类《采茶》小调民歌至今仍然流传于南方广大的产茶区，比如湖北省鹤峰县白果乡就传唱着一首《采茶歌》，其第二节歌词“二月采茶茶发青，姐妹双双进茶林。”第三节歌词“三月采茶叶儿新，姐在家中绣手巾。两边绣的茶花朵，中间绣起采茶人。”第四节歌词“四月采茶叶儿黄，姐在家中两头忙。忙得屋里茶又老，忙得采茶秧又黄。”[14]与屈大均所记粤人《采茶歌》的歌词惊人地相似。由于这首《采茶歌》今天仍然被活态传唱着，其表演形式可以通过今天仍然流传的客家茶篮灯看出，由此便能推想300多年前粤人唱《采茶歌》的大致风貌。可见，借助于“参今鉴古”的方法，我们不仅对存在于书面上的明清之际的《采茶歌》有了更鲜活的体验，也能够进一步理解屈大均为什么会关注《采茶歌》并给予颇高的评价。 最后，与官方主流文学、文人文学、雅文学的批评不同，民间文学批评不能仅仅限于从文献材料中寻找证据。我们的研究应该基于20世纪以来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并吸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叶舒宪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所开拓出来的“四重证据法”的宝贵经验，突破文字符号的限制，充分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俗及口传材料、文物图像材料等，对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做“立体释古”的研究。[15]比如“上梁文”，在民间是一种建房上梁时所唱的仪式歌，明人徐师曾说上梁文是“工师上梁之致语”，“其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体也。”[16]陆粲、徐渭等也对它进行过描述和评说。[17]这是明朝民间传唱“上梁文”的书面证据。而今日民间起房上梁时仍有传唱“上梁词”的习俗，周玉波《中国喜歌集》中就收入了采录自广西桂林的3条“修房上梁用四言八句”及1条“上梁抬棒用四言八句”[18]，笔者所生活的鄂西南山区，也保留有这种活态的民俗事象，山区建造吊脚楼时会举行上梁仪式，上梁时掌墨师傅要高声地念唱“上梁词”。这些活生生的民俗及口传材料就是“口碑”证据。如果再加上民间上梁仪式的图像证据，我们就能更完整地理解古人所评说的“上梁文”是怎么回事，它们与今天仍在传承的“上梁文”之间的异同在哪里，也能进一步发现古人所评说的“上梁文”这一民俗文体，在民间拥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土壤了。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学术事业。这里提供了近年来笔者在该论域耕耘的一些体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理论概括和方法论建构上的思考也会更加成熟。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笔者寄希望于与学界同仁交流研究心得，期望能够抛砖引玉，在这一片广袤肥沃的田野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1] 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明民歌批评研究》于2014年6月通过答辩，修改后的同名学术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2]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民间文学批评的学术史状况，可参读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出版社2006年版。 [3] 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武文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献辑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5]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1983年版，第32页。 [6] 冯梦龙：《揉枕》、《打丫头》、《打梅香》三首歌词及附评，《花蝶》歌词、附评，《桃子》歌词、附评，载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10)，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挂枝儿》第36页，第86页，第87页。 [7] [清]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百首》，载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主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0页。 [8] 钱锺书：《论俗气》，载《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4页。 [9] 冯梦龙：《叙山歌》，载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10)，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山歌》第1页。 [10] 陈伯海：《文艺方法论讨论中的一点思考》，原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选自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02页。 [11] “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方法为笔者在针对“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提出，首见于《“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一文，发表于《学术界》2011年第8期。 [12] 参见约翰•迈尔斯•弗里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页。清人李调元《粤东笔记》所引，出于屈大均之《广东新语》。 [14] 鹤峰《采茶歌》，口述：范胜齐;记录：王月圣;流传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白果乡。载徐开芳主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歌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5] 叶舒宪关于“四重证据法”方面的代表作，早期论文可参读《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跨文化解读为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近期可参读《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重建中国文化观》，《光明日报》2010年7月17日第006版。 [16]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页。 [17] 陆粲《庚巳编》，马镛校点，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2页;徐渭《景贤祠上梁文》，载《徐文长三集》卷二九，选自《徐渭集》(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3-674页。 [18] 周玉波：《中国喜歌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原载于《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