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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之后的民间文学——主持人的话 户晓辉 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产生“宏大理论”的时代已经一去难返了。 如果仍然有许多人对这一断语将信将疑，那么，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当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已经步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以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出现了危机，新的范式和成熟的理论又一时难以成就。但要提出新的东西，首先需要对以往的研究有一个学理的反思和清晰的理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提出了“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个反思的问题或课题。 说起这个话题，我们自然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民间文学”?不同学者对它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界定。在我看来，这里的“民间文学”主要是在学科和学者话语的意义上使用的一个名称，因此，当我在拙书《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中指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是在现代性语境中诞生的学术体制现象时，主要指的就是作为学科和知识分子话语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而言的。与此同时，我把“现代性”之前或之外的民间文学现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民间”或民俗现象)“悬置”了起来，对它们的存在采取了不设定和“存而不论”的态度。这就意味着，“现代性之前或之外难道就没有民间文学创作吗?”或“中国民众中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不属于拙书讨论的问题范围。但在知识分子(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者)话语或学科之外的所谓“民间”或民众中是否有“现代性”?如果有，这种“现代性”是民众自发产生的还是知识分子或学者们为他们赋予的?或者民众的“现代性”与学者的“现代性”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是两个，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这些问题当然也完全可以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个话题之下来讨论。参加本栏目讨论的有些学者就已经涉及了这些问题。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之后的民间文学是什么?这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自有现代性以来的民间文学是什么，或者处于现代性之中的民间文学是什么?二是现代性终结之后的民间文学应该或将会如何?换言之，我们怎样想像或设想超越现代性的民间文学?参加本专栏讨论的几位学者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有益的思考。 相比之下，“现代性”这个概念要复杂得多。它本身是一个反思的概念，哲学上称之为第一次反思。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是经过“反思”之后才出现的，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现代性”的问题。有反思就会有疑问，所以有人认为，我们还需要对“现代性”做第二次反思，也就是对它的提问方式再提出质疑。本栏目的篇幅不允许我们展开讨论这个概念，但有必要表明，无论人们怎么界定它，“现代性”在哲学上主要指主体性或理性，一般被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不同社会和文化迈向一系列“现代”特征并与自己的过去产生“决裂”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历史的行程走到某个危机的关头或者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时，人们才会反身回看这段历史，并用“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它的特征。在本栏目中，金惠敏先生把现代性划分为“外向现代性”和“内向现代性”，就对我们理解现代性颇具启发。 当我们把思考的目光朝向外界的研究对象，一心一意地仅仅关注我们之外的民间文学或民俗现象时，我们大概很难提出并意识到“现代性”与民间文学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在思想上往后退一步，假设自己能够暂时跳出历史来回顾作为现代学科而产生的民间文学研究时，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学科，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文化体制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民间文学话语及其主要的范畴、概念和研究的理念都是现代性意向的建构之物。所以，虽然从“现代性”视野看民间文学学科不是我们反思的惟一视角，更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问题包揽无遗，但我相信，这是通向学科自我理解之路的一个不错的“入口”。只是我必须马上补充说明，我们不可能真的跳出历史。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才说，“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样一个话题是一个经过反思才能呈现的问题。因为严格地说，“反思”是思维在个体或个人的意义上对其自身的反身思考，我们对其他人的思考不能形成一种回返性的“反思”。这就意味着，作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提出“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样的反思性课题，所要反思的并非处于我们自身之外的一个学科，而是要反思作为这个学科理念的化身和实现者的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民间文学这个学科和“现代性”有关系，无论这些关系是什么，那么，作为处身这个学科之内的学者，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不可能处在这些关系之外，而是必然在这些关系之内，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的产物。因此，这个话题才把我们的反思引向了民间文学这个学科，引向了我们自己。当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反思的问题时，我要强调，我们的反思不仅不是站在学科之外，而是要站在学科之内，更要指出：在反思的意义上，学科的“我”和学者的“我”应该是同一个“我”，对学科的反思应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反思。因为虽然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的知识不可能离开我们的经验，但学科的知识并非仅仅由经验构成。作为该学科的研究者，“我”必须置身于学科传统之中，接受或选择学科自身(对“我”来说)先验的理论、范畴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先验的学科理论和范畴正是“现代性”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学科赋予的。我们的研究不是要完全抛弃这些理论和范畴或者要追求一种所谓“无前提”、“无偏见”和“纯客观”的研究，而是要对这些理论和范畴做出区分、反思甚至(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澄清它们的来源和出处。实际上，对“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验前提的揭示或还原。用哲学的术语说，我们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的“我”的层面上，而必须经过一个先验的“我”的批判，经验的“我”的研究才能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因为从根本上说，经验的“我”所提供的认识是偶然的、多变的，而且不同经验的“我”得出的认识，很难彼此说服，甚至根本不能相互驳难。更重要的是，经验的“我”不是反思的“我”，只有先验的“我”才能给自我提供这样一个超出经验的反思维度。一个学科的客观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经过先验的“我”的反思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纯粹经验的“我”的实证归纳的基础之上。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提示我们，那种未经先验的反思和批判而匆匆建立起来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体系，往往是“危险的”。在此，我可以举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对柳田国男的一项研究为例。众所周知，柳田国男(1875—1962)是日本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提出的“一国民俗学”和乡土研究方法为日本学界树立了研究的范式。直向的或外向的研究可能会关心柳田国男说了什么，他的观点或主张是什么，而从“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个角度来研究柳田，可能更要提出的问题是他是怎么说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子安宣邦在《一国民俗学的成立》一文中正是从这样一个的批判的角度指出，柳田国男强调，构筑民俗学知识的人或民俗学上的资料收集者不能成为与该土地异质的“旅人”，因为后者作为民族学调查者的角色，只具有外在于调查对象的视线。柳田认为，民俗学的调查者应该深入“细微的内部之心理现象”，因此，每一国别的民俗学(一国民俗学)才优越于根据“旅人”所进行的不同人种的调查之学(民族学)。所以，柳田甚至说自己提倡的“一国民俗学”是近代日本“认识自我的学问”，是新的“国学”。这在我们看来的确是一种卓见。但子安宣邦指出，柳田的模式并非一个历史的存在物，而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他对“内部”观察者(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者)的特权的强调，不仅要消灭与对象的距离，而且会遮蔽被观察到的事物——强调“内部”视线之特权性的人，其实只是看到了自己要看的东西。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强调以“认识平民的过去”为第一要义。他的“平民”指被官方史学所遗忘而作为“史外史”存在着的“常民大众”。“一国民俗学”的新鲜之处就在于向这些以往历史不曾记录的“常民”投去的那种“全新而亲密的视线”。子安宣邦认为，“柳田投以亲密目光的平民的日常，永远是在他的叙事语境中被捕捉到的东西”，这种目光仿佛是站在历史的外部即“平民”这一视野上的，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民众主义者任意的期待而已。柳田一方面说自己是平民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说需要对平民的日常投以亲密的目光。他的目的构成了其学问的逻辑，即“国民”是将个别的乡土研究成果和各地平民生活的记录综合为“一国民俗学”的逻辑基础。柳田国男这些有关平民的话语正是强有力的日本国家近代化(即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参看[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第133—16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比较与柳田国男的主张异曲同工的顾颉刚，我一直相信顾氏是我们反思“现代性”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个极好个案，是有待我们“发掘”的一个好课题。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者与民众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学术伦理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与中国的“现代性”又有什么关系?它对我们认识和反思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有哪些启示?我相信，深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对我们思考中国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未来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模式，将是颇有裨益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怎样，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个题目下，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现代性”有没有给我们的学科甚至学者个人赋予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它如何制约了我们对学科对象的界定?启蒙和浪漫的冲动如何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成为无形的情感辖制力量起了作用?“现代性”为我们的学科赋予的学术伦理是什么以及是否有问题?“现代性”是否存在于“民间”以及它如何存在于“民间”?“现代性”与所谓的“民众”以及研究民众的学者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作为学科存在的“民间文学”和作为现象存在的“民间文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分别或者共同与“现代性”构成了什么关系?研究和反思诸如此类的问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在清理学科历史和资源的基础上，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现代性角度考察民间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关联，解读民间文学学科基本问题在现代性视野中呈现的复杂理论内涵，并以此促进学科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廓清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其在新世纪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我在拙书《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中所做的，主要是“解构”而非“建构”的工作，而且只是引发和讨论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而远非全部。 当然，学科反思的途径远非只有一种。既然我们没有上帝式的全知视角，那么，我们的每一个所见，就必然以不见或者遮蔽了另一些视野为代价。我组织本专栏的主要动机，也正在于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来讨论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甚至包括所谓的民间文学创作和“现象”)与现代性乃至“超”现代性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人认识的局限，开启多方位的思考空间。例如，金惠敏先生和孙歌先生就对我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中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质疑，这是我尤其要表示感谢的，因为他们的思考至少启发了从不同角度讨论“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事前向各位参加笔谈的学者说明：本栏目的宗旨是讨论问题，而不是讨论我那本小书(我当然真诚地期待和欢迎对拙书的批评，因为我认为，成绩即使有，不说也跑不了，但如果有缺点、错误或思维的盲点，不指出来就可能被忽略过去或者成为漏网之鱼)，但或许因为讨论的是相关的问题，几位学者还是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拙书。为了尊重作者的原意，我不对他们的文字做任何改动。不过，我相信，明眼的读者早已看出：几位学者在表扬拙书时往往不遗余力，在批评时总要极尽委婉和“同情”。但无论赞成还是批评，我都视之为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问题的难得契机。 我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五位在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吕微、孙歌、金惠敏、赵京华、赵稀方。感谢他们拨冗参加这个笔谈，他们的参与不仅是对主持人工作的支持，也说明本栏目讨论的问题，值得大家来共同关注和深入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