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天瑜 近些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概念史研究渐为学者们所关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近十年来致力从新语概念入手研究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他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强调在概念的变迁中探讨历史文化的演进。 余：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一次性推出了您的“史学五种”，这五部著作是否代表了您二十余年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冯：可以这么说。“史学五种”中的《文化守望》，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断想》、《月华集》、《人文论衡》和《中华文化史》上篇等书择要汇编而成，是我二十余年关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和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的研习心得；《中华元典精神》注目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阶段，通过探析中华元典精义，解读中华文化演绎及转型等问题；《辛亥武昌首义史》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在地域文化领域的早期尝试；《“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是我1998年以后近五年海外研究的小结；《“封建”考论》是我在“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一部近作。 余：我注意到，《“封建”考论》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以一本书论一个概念，这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您以洋洋40万言论析“封建”概念，在学理上主要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冯：作为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封建”概念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问题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然至今聚讼未决，难获共识，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概念没有厘清。1990年，我与何晓明、周积明两位合著《中华文化史》，曾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目，对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变迁予以辨析。《“封建”考论》即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在研究中，力图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 余：据我了解，汉语旧名“封建”，本为“封爵建藩”、“封土建国”之义。19世纪后期，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语feudal鄄ism，大体遵循的仍是“封建”本义。而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以“封建”为词干形成的诸如“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词，却主要被用来指称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前后存在很大差异。在您看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冯：20世纪20年代以降，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传入中国，将以“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的秦汉至明清称之为“封建社会”，又经由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逐渐普被中国。令“封建”含义泛化者并非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也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而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 余：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您提出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在学理上有何依据？ 冯：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术语厘定是观念进步的集结点，费正清曾经说过，“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史学术语，尤其是涵盖广大的史学术语的厘定，直接关系着史学的“现代化进程”。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在“经验理性”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学术主流，往往把名相的追索、探究，视作“无用之辩”，讥为“屠龙之术”。这种蔑视名辩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为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作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游刃有余”。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约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封建”概念的考析，正是我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方面所作的一点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