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尔文·沙伊纳(Irwin Scheiner)，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著名日本学研究专家。主要进行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界问题研究，以及思想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探讨。他早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精通日语。魏斐德早年的一部著作《历史与意志》，扉页上写着专门赠送三位尊敬的人：他的父亲、他的导师列文森，再一位就是他的亲密朋友埃尔文·沙伊纳教授。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生前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文明委员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魏斐德一生共有论著八部，分别为《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社会的暴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tung’s Thought)、《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控制与冲突》(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论文约150篇。他的著作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1987年颁发的列文森奖、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颁发的伯克利奖。他还曾获得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最佳书籍奖。由于他对美国中国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工作的杰出贡献，曾被授予“伯克利最高奖章”。 2009年夏，笔者有机会到美国访问，特地拜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著名日本学研究专家埃尔文·沙伊纳先生。沙伊纳是魏斐德生前的亲密同事和老朋友，对魏斐德的学术道路和治学思想有很深的了解。他热情接待了我，并回答了我有关魏斐德生平和中国学研究的问题。  一次促使魏斐德转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对话王平：魏斐德在哈佛大学攻读的专业并不是中国历史，而是欧洲历史与文学，那么是什么使他转向中国历史研究? 沙伊纳：1965年，我在伯克利遇见魏斐德。我比他早一两年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当时刚刚毕业，是中国历史专业一名年轻的副教授。我从事日本研究，他从事中国历史研究。从那时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们一直是同事和朋友，我俩的办公室紧邻着，就这样度过了40年。 他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主攻欧洲历史与文学，可以说是哈佛学习最认真、最刻苦的一个学生。其间，他偶然认识了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的柯文(柯文当时正打算去哈佛读研究生)，他告诉我，他的研究方向之所以从欧洲历史和文学以及苏联问题转到中国历史方面，与柯文关于中国历史的谈话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俩的一次偶然谈话改变了他，他开始对中国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去法国深造，研究苏联问题与政治理论，但此时他开始思考今后到底研究什么领域。 不过当初他申请来伯克利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历史，而是“亚洲研究”。当时东方语言系的日本文学与文化专业唐纳德·夏夫利(Donald Shively)教授看到了魏斐德的申请表以及他在哈佛的学业记录和突出表现，认为当时学校“亚洲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学科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建议他去读中国历史。他写信给魏斐德说：“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去历史系跟随列文森教授学习中国历史。列文森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他能力很强，在学术上也有独到见解。”魏斐德接受了夏夫利教授的建议，转向了中国历史专业。 夏夫利开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接着去了哈佛大学，最后又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亚研究图书馆馆长，直到退休。他是列文森同时代人，曾是列文森的同学。所以说，最早是柯文使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后来是夏夫利给了他诚恳的建议，使魏斐德完全转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