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伊纳:就我所知,在当时分为左派和右派的学生运动中,他开始是中立的。中立派对社会也有许多看法和观点。当时,他反对越战,反对尼克松,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派,他是个自由的民主党派。他热爱美国,但对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极为反感。当他到了伯克利以后,曾有人称他为中立派里面的左派。但我不认为他是个左派。他曾支持美国的民权运动,支持以色列,对南非大概没有好感。 王平:当时,周锡瑞等人曾批评哈佛学派? 沙伊纳:是的,但我并不认为魏斐德和周锡瑞观点是一样的,因为周除了批评费正清,还批评列文森。魏斐德既非左派,也非右派。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社会。 王平:那么不同时期的美国的政治环境对他的学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呢? 沙伊纳:肯尼迪大选对他影响较大。他极其反对越战,同情越南人民,越战让他开始关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他比较支持克林顿,同时也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当代问题。 尚未有系统研究魏斐德思想的专著 王平:就您所知,美国还有哪些人或学术机构在研究魏斐德?要开展对魏斐德及其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您有何建议和看法?您认为他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怎样的? 沙伊纳:斯坦福大学有位叫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的中国历史学教授,现已退休,曾在台湾发表的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中讨论过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对史景迁、魏斐德和孔飞力三位学者进行过比较。另外,在《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和《亚洲研究杂志》上,也有史景迁等人写的有关魏斐德的书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书,仅有一本周锡瑞、叶文心和曾小萍合编的纪念魏斐德的文集《帝国、国家以及其他》,该书2006年已由加州大学出版。我认为,要研究魏斐德及其治史方法,得将他置于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探讨,将他与同时代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学家作对比,这样才会有突破。 至于他的研究方法与风格,我想,他既师从费正清和列文森,又与他们不同。他的第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既受费正清的影响——有“冲击—反应”论的痕迹,但又有他自己的创新。因为当时他已经将关注的焦点放到“中国社会独有的内部动力”上,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关注社会总体的变化了,而且也更加注重从全局上把握不同地方的特色研究,注重利用当地的档案来进行研究。就是说,从那时起,他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原创性的研究风格。他不是个哲学家,他仅仅是个历史学家,但在平凡之中,他能够洞见深度;对于细节的处理,他无比细致;对于整个历史史实的把握,他也是高屋建瓴。他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 (王平: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