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使老百姓从来不乏对历史的关切，惟一的例外恐怕就是在近些年——历史好像成了古装电视剧中的一个娱乐因素。《百家讲坛》的成功之处在于多少恢复了历史的严肃性，契合了我们尊敬历史的传统。大众对于历史的冷和热，很难说好或不好，但这样的变化的确能使更多的人思考历史是什么和怎样看待历史，也给了历史学家深刻反思的机会，这是一件好事情。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在最近一次访谈中结合他对“新史学”的认识，谈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应该如何研究历史。这些观点对于已经习惯“电视历史”的人群在认识历史题材作品（包括专业著述、文学作品和娱乐节目）的意义和社会功用方面应有助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一、什么是新史学？ 雷 天：近年来，中国历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除了带有文学虚构的历史剧热播之外，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历史讲座也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此外，各种从不同角度解读历史的书籍也受到了读者的青睐。这些书籍和讲座使我们获得了学校里难得的历史见识。但是另一方面，学院内的历史学学术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越来越精细化、规范化，很多专业问题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问题的解读分析，用杨念群教授的话来说，仿佛一个面色红润的丰满人体被剥掉了血肉，只剩下一副白骨嶙峋的骨架。杨念群教授最近策划出版的《新史学》一书对后者做了一些批评，也提出了他所认为的一种感觉主义的新史学。那么，这种新史学究竟新在何处？对我们理解历史有何新的帮助？实际上这些问题牵扯到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历史是什么？什么构成历史？对于我们而言，历史也许并不意味着只是消费一个个的故事，杨念群教授将通过他对历史的解读和新史学的阐述来帮助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杨念群：当时我们这个群体在策划《新史学》的时候，是集成了梁任公手迹中的“新”“史”“学”这三个字。任公先生是民国时期的新史学发起人。为什么要用任公先生的手迹？这里讲一个话题，2002年正好是任公先生《新史学》这篇著名文章发表一百周年的纪念，我们在香山开了一个会。当年任公先生之所以提出“新史学”，是因为当时有说法认为我们过去的史学都是帝王家谱、宫廷秘史，而他在“新史学”中提出读史的目的是把习惯帝国统治的中国人培养成现代“国民”。我们当时纪念任公先生，一方面要反思这个想法在当代的意义；另一方面任公先生提出新史学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试图把中国史变成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引进西方理论来更新我们过去史学的传统就显得必要和急迫。 不过我在策划这个会议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时有一个现象是，实际上各个学科的人都对历史有兴趣，像法学、人类学、文学等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历史学。所以当时有九个学科的人参与了这个会议，大家进入历史的方式不同，所以争吵也比较厉害。那场面就像一次理论会诊。当时的判断是，传统历史学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过多，变得简单武断，已经干巴得没有血肉，非常不丰满。我们召集不同学科的朋友来诊断，看是否能使历史学的肌体变得健康红润起来。想想看，这就像九个门类的医生拿着手术刀围在“历史学”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周围跃跃欲试地准备下手。 可会诊完毕，手术室的门推开，我却理解到“狼来了！”这句话到底对史学意味着什么！我们发现本来是希望通过各个学科方法的介入使历史学更加地丰满，但是一阵乱刀手术之后，历史会诊的现场却像群狼举行的盛宴一般，吃的只剩一个骨头架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个学科用各自的方法进入历史的时候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和创新，但是在不同的方法和研究关照之下，历史本身是什么反而变得不是很清楚了，这是2002年香山会议带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历史和我们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生命历程和自身存在方式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关联，这可能是我和一些朋友发起编《新史学》这一新的刊物的动因。 雷 天：您的意思是说，社会学的学者研究历史会采取它的方法论，法学、人类学学者也会有自己的方法论，他们看历史都会有各自的角度，历史就被各门学科瓜分了，那有没有给历史学带来什么启发呢？能否举例谈谈。 杨念群：启发当然有，比方人类学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他们去做访谈、口述。近几年口述史研究的兴起是吸取了人类学深入到田野的研究方法。比如这些学者进入到一个村子里，在村头大树或村里屋檐下和老人们聊村庄的轶事，通过唤醒过去的记忆来丰富对历史的认知。人类学把这一方法带入历史学之后，我觉得形成两个冲击。一个是看历史要有当下的现场感；另外还须具有当代的意识。用当下的问题来追述过去的历史，这条脉络被有效地贯通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 雷 天：历史学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挑战由于社会因素导致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呢？您能否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以前我们会认为李鸿章是一个汉奸，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学者对李鸿章的解读，发现李鸿章是一位外交英雄，看法会有改变。而像岳飞以前我们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但是后来否定了岳飞是英雄，因为是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 杨念群：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刚才说到人类学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其实社会学对历史的影响更大。马克思其实就是社会学家，在西方被认为是和韦伯、涂尔干并列的三大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启发是把历史看作是有规律的直线发展的变动过程。一切历史因素好像都在一个大结构里被安排好了。可它无法说明为何在不同场景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和选择竟会是那样的不同。在民国初年的胡适受到了批判，好像说过一句话“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的说法有点像后现代的说法，后来在讲究规律的社会学式的历史中当然要被骂。可我在九十年代初却觉得当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怎么好像应验了胡适的“后现代”预言呢？我自己是学中国近代史出身的，我就觉得历史评价怎么会变化那么快？像你说李鸿章原来被认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汉奸这样的人物，是个白脸，但是一夜之间仿佛变成了中国的现代化之父，转眼变成了红脸。历史人物怎么会被这样翻云覆雨地解释，我感到非常大的困惑。 后来我想，历史其实是在不同的时期应对不同的问题，在应对时会发生不同的体验，这种体验必须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加以理解。我们国家八十年代应对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更加富裕起来，怎样达到一个基本的经济水平，这是当时面临的很大问题。历史学自然趋之若鹜地蜂拥论证现代化对中国的合法性。和以往历史学主要论证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合法性的政治使命完全不同。原先我们书写和认识历史是对所谓的革命的合法性的论证，李鸿章在这个框架中自然是一个反革命的人物。但如果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李鸿章的作用当然就变化了，他是引进西方技术、洋务运动的代表。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他突然变成了像英雄一样的人物。 我想这是历史和当下阶段性现实关切目标的结合。我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所谓客观存在的本然状态，它必须和我们关心的当下现实之间形成一个互动关系。随着时代关心的热点和问题变化，历史学服务于这个问题的情境、语境、动因、资源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历史学不断对历史人物评价进行修正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