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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天：您说的可能是一种洞察感觉主义。因为感觉主义很容易被人误会，您刚才说的是把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给拓宽了，因为吴思先生的那本书多数是讲政治、官场的潜规则。但是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所说的这种更加微妙的潜规则怎么证明？二是这怎么和文学区分起来？因为毕竟写史的人不在现场。 杨念群：我觉得人文科学不可以当作自然科学看，它和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是不用很明确的证明一加一一定等于二。我们现在史学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先展示一些、细腻地把握一些东西。现在很多的史学工作者急于先得出结论，我一定要把历史看成是什么东西，符合什么知识框架。但这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过程，你有一些知识逐渐叠加上去，才能慢慢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的潜规则是需要很多人来发现的，很多人从各个层次、各个角落把历史边边角角，不受注意但是也很重要的因素挖掘出来，想办法去观察它，解读它。解读到什么层次可能因人而异。 第二点和文学的关系，历史确实是由资料来证明的。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但我不认为是非常单线的、简单的逻辑。我是非常反对清晰的，因为可能历史非常的复杂，你搞出来的东西慢慢像一个拼贴的图画一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说过现代极端化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简单化”和“清晰化”，现在的史学也有了这种迹象，就是把复杂的历史故意搞得十分清晰和简单。所以要使历史学变得丰富，就要借助文学的想象力。你刚才说到了史景迁的问题，他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做《利玛窦的记忆之宫》，我认为史景迁就用了一种叫做意象蒙太奇的叙述手法。意象蒙太奇是刘北成对文化批评家本雅明所用方法的一个概括。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些意象场景的拼接来勾勒历史图景。史景迁认为在利玛窦的历史记忆中有四个意象，即武士、回回、丰收和一幅插图等等，通过这些意象的拼接，勾勒利玛窦在东西方的历史经历。 史景迁的写作，就像拍电影一样，把不同的镜头组合起来，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好的历史写作者有点像不同风格的电影导演，你是一个导演，我是一个导演，但是我们拍片子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是应该受鼓励的一种途径，但是和文学的区别是，历史要紧紧依靠你经过艰苦劳动挖掘出的资料说话。当然我并不是说，文学就是乱写，文学想象力非常重要，我也特别鼓励历史学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但是文学和历史的区别是，你解读文本也好，做口述访谈也好，它是根据资料来拼贴你的图像，而不是完全根据主观想象。这种区别应该是非常大的。 五、历史研究的辩证法 雷 天：我接着这个话题问您，您说的这些，像中国的司马迁（《史记》）、西方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他们都会有根据资料的文学想象，他们写的史书也都非常的生动。但是他们现在也受到了一种挑战，认为他们解读的历史都有问题，他们的论述也是有问题的。现在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主要受到了哪些理论方面的挑战？您自己治中国史又受到了哪些理论方面的启发？ 杨念群：每个人写出历史的时候就面临了很大的争议和挑战，因为大家都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它。我自己也有困惑。比如说司马迁写得最漂亮的是“游侠列传”，《史记》里面也有一些具体的场景，比如说鸿门宴。司马迁并没有参与鸿门宴，但是他怎么知道项庄舞剑舞在那里两眼发光，并且里面出现的一些对话好像司马迁就在旁边听到了似的。我觉得司马迁除了是一个史官，还是非常爱游历的人。我想他还是有相当的根据来复原这个场景的。刚才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我觉得历史可能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他和现实贴得非常紧，完全是为当代服务。历史和当代的某些观点吻合了，历史就变得正确了。但是这种判断我认为是不确定的。比如我们原来说现代化是我国的最高目标，只要四个现代化、经济发达、人民幸福，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物质发达以后，人民就一定幸福吗？历史就像适应大趋势的一个助产婆，非常被动地去论证某种被规定好的合理性，显得像个受人摆布的婢女，太可悲了。我们原来认为，经济发达了，凡是符合经济发达的目标就都是对的。 我认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不变的因素，给它一定的位置反而变得很重要。我们强加给历史人物头上的一些论断，历史人物本身未必同意。历史人物为现实服务的那样一种状态，也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些现实人物所想象出来的，然后强加到这些人的头上。你说这种类似强迫症式的评价是正确还是错误？我觉得这恐怕都有讨论的余地。所以我现在一般不大用是非来简单的下一个论断。因为我觉得这个论断是所谓的后事之师，假装小聪明。你把历史人物都看成傻子，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结合太紧的恶果，我为什么认为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很容易为当下的一些东西直接进行服务，这是有问题的。你要照顾那个历史情境下人物的特殊选择和情绪，效果可能会更好点。我不知道这样说起来，解释清楚了没有。人家可能会认为我是历史相对主义。但是我觉得，在我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最好先试试当一个历史相对主义者。如果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我就来担当吧。 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学术，学术就要讲究规范。在九十年代我是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的，我是坚决站在捍卫学术规范这一面的。但是现在我为什么认为学术规范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你写学术论文守一些规矩是不对的。而是我认为现在对历史学最大的一个束缚就是它被规范在西方的理论使用中，这和学术界整体的大环境是相适应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越来越规范，数量化、计量化、规范化，好像故意让人活得很难受，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反规范主义者”，提感觉是一种姿态。但是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受到一些理论影响，比如我对“空间”的重视，我认为整个中国的历史是受空间限制的，必须解释清楚空间对我们生存的意义，才能突破一些现代过度重视时间的缺陷。这个观点当时影响很大。但是我觉得有些概念的使用是要慎重的，比如“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在西方是相互连在一起的，解释西方历史没有问题；但你照搬到中国来问题就很大。 还有我觉得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就比较大。但是我尽量避免直接套用理论。还比如说“后殖民”，我们国家文学界很多人在用它说事。但是我觉得后殖民这个东西，对曾经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对象的那些国家，像印度是可以套用的，台湾当过日本的殖民地，也可以试着用。但我们是一个所谓半殖民半封建的地区，用后殖民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有一些问题。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到中国都变味了。后现代在西方是现代之后的一个阶段，它是非常自然的内发型的过程。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我们谈后现代就很滑稽，就会有变味的感觉。现在一谈“后现代”，好像就应该吹嘘过去多么好，成了“恋旧癖”，“后现代”好像等于“前现代”似的。我现在也比较担忧，我们所谓的后现代就变成了一种对前现代的颂扬，比如大家对过去上海那段生活，摩登女性、田园生活、士绅习俗等等的迷恋，这也是需要反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