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看义和团，觉得当时他们烧教堂、挖铁路、杀洋鬼子特别痛快。那是在反帝爱国的背景下。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必须要调整策略，义和团就变成了非常愚昧落后，只会杀洋人，变成凶神恶煞的形象。所以历史在这样的状态下变化是肯定无疑的。我们如何改变这个状态呢？有一个办法，要和当下的问题建立一个联系。但是这个联系又不能仅仅服务于当下的认识——一个实用主义的策略，而是首先要回到“情境化”，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行动和方式来面对自己周围的一种状态。 比方我们分析义和团时，义和团在当时的状态下实际上面对的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可能是当时的旱灾非常严重。在那样一种生活状态下，人们会对这样一种现实、自然环境有所反应。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跳大神”，这都是和当时历史情境的状态密切相关。他用这样一种形式来回应当时的旱灾。在那种情境下，“跳大神”也是他自身的状态反应的情境之一。我们现在不理解，就觉得这是迷信。当然，义和团的行动后来被放在反帝这个链条上加以解释，也不能说完全是后来人的一种附会判断，它可能是整个中国对帝国主义整体反应的组成部分，这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判断，但就义和团本身来说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而已。所以这个“度”的把握难度很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知道过去的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知道历史是由人书写出来的，当时的人在书写这段历史时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受到什么影响，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他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历史。我们不仅要分析当时历史人物在那样的状态下的活动，还要看书写这段历史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因为动机不同写出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举一个例子，陈寅恪，大家都不理解，他怎么会到晚年做了一个妓女的传《柳如是别传》。当时我们看到，陈寅恪的那种遗民心态和明末清初钱谦益、柳如是的状态、心境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实际是达到了比较高的研史状态，那就是探索一个时代知识群体的“心史”。写史人的准备和历史人物活动的状态被出色地吻合起来了。 二、历史的用处 雷 天：通过您对历史的分析，我想我们意识到历史对于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来说，意义是不同的。比方建构族群认同、为现实统治提供合法性等等。那么认识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杨念群：历史有用无用？这是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现在和过去不一样。大家都愿意去炒股，都愿意去搞IT。历史学比任何时候面临的生存环境都要严峻，因为你要面临一个绝对实际功利的问题，那就是历史有什么用？所以我每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有被逼到一个角落里无法动弹的感觉，我就气急败坏地发火说，“历史是没有用的，历史是无用之用”。 从中国传统来说，历史有这么几种功能。一种是资治——直接为政治服务，是硬的东西；一种是修养和审美，是软的东西。我并不反对资治，其实我们国家需要一个优秀的历史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支撑点。但是目前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我们国家从一个强调革命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年代，转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历史观缺乏对这种重大历史转变的回应和解读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为新的时代提供一种有足够说服力的历史观，作为资治的手段，这是一个大的缺陷。我们原来都知道，所谓历史学家都是帝王师，改革前也有一些历史家专门作为意识形态专家服务于国家政治规划，是新型的“帝王师”，可改革后历史学的资治作用却大大降低，这点我们历史学家也有责任。但是这个状况也不是现时能改变的，因为这和国家是否投入足够的力量去关注有重要关系，和过去相比，历史学的“资治”作用大大下降和这个群体被政治边缘化有密切关系。 还有从个人来说，不是从整个大的国家文化转型背景来说，个人研习历史最大的作用就是一种修养，一种气质的培养，而这些软性的东西是无法和物质的可计算性相比拟的，这就是“无用之用”。更具体地说，什么是“无用之用”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真正崛起必须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气质。中华民族现在老提大国崛起，但是我们所有能进入到世界领域评价视野中的，无外乎是经济发展、国力强大这些西方指标，让这个世界觉得中国式崛起的因素中真正属于自身的东西少之又少。我们近几十年一直学的是西方，欧洲和美国。在历史文化方面我们丢失的东西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我们原来迷信经济发展必然会决定传统文化的命运。但是后来发现，这两者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不是一个完全的因果关系。九十年代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现象，经济越发达，反而有更多人去修神庙。大家为什么要修神庙——那些我们认为现代文化中应该被消灭的东西大量的复兴。因为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精神信仰的需求会凸显出来。 中国没有宗教，西方有一个基督教支撑着，这样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危险的，很有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变成了行尸走肉，变成了经济狂人，像一个贫血的暴发户一样。所以学历史有可能使整个民族气质中多少还残存的一些人文的底蕴能够受到注意。现在假药那么多，在中国很正常，在西方就不可思议，因为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就说的是尊重人的生命，人家觉得卖假药就是摧残自己的生命，害人之后很可能会害己，这是一种道德约束力，也可看作是一种历史感受力在人的心里身上发挥作用的结果，在中国这样的约束力和感受力变得越来越弱。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学历史，但是有一部分人去学历史的话，它会在历史的洞察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滋养和感受，那种境界是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大的转型过程中特别需要的。 雷 天：您指的为国家提供资治的那种历史我们明白。但是对个人培养人文素养的这种历史，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 杨念群：其实各个层次的历史研读都会起到作用，包括你刚才提到的百家讲坛，包括影视剧这种通俗历史的观看方式，都会起作用。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百家讲坛、包括影视剧的表现，是不是仅仅是传播历史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媒体的动员好像变成了万口一辞的解读。因为大家受媒体的影响太大了，这好像成为了一种带有垄断的广告效应，规训着人们的视听，好像历史一旦变得通俗好看就只允许有一种传播形式。 这几年统计，纸质媒体的阅读量大量下降。我有一个朋友到法国去，在一个咖啡馆中，他看到一个穿吊带工装的黑人在看一本书，他走过去一看，原来他在看《歌剧曲谱》。还有像福柯这么大的一个思想大师，《词与物》那么难读的书也发行了十几万。法国人阅读的层次，对历史理论的理解，相对意义上绝不是通过什么影视剧或者是一般的影视频道去获取的。 我现在一直在考虑，包括编《新史学》时也在考虑，我们能不能寻找出一个第三条道路，一条中间路线。这条中间路线第一我们不是专家式的，我们不是象牙塔中仅仅做阳春白雪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依靠大众的媒介把复杂的历史变成了一种极其浅薄的故事化的状态。我们能不能把一些相对具有深邃的历史意识和观念的研究成果，通过一种相对通俗化的面貌，比如说叙事的优美、文笔的流畅这样一种状态传达给大家。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