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与意志》：为纪念列文森而作王平：在美国，曾对魏斐德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和学术思潮有哪些? 沙伊纳：列文森曾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列文森既是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对魏斐德来说，他是非常理想的导师。读一下魏斐德所撰写的《历史与意志》，你会发现这本书献给三个人：他的父亲、导师列文森以及我。他研究毛泽东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纪念他的导师列文森。列文森的去世使他非常悲痛，所以他要以他导师研究思想史的方式来研究毛泽东。 他阅读非常广泛，就我所知，关于法国历史的论著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法国的年鉴派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其中的重要人物马克·布洛克就给魏斐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人类文明比较专家史华慈、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以及费正清等人的著述都对魏斐德产生过深远影响。当他研究毛泽东的时候，曾阅读了有关欧洲哲学研究的文章。 王平：但后来他为何不再提及《历史与意志》? 沙伊纳：这本书是思想史领域里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当然也是为了纪念对他极其重要的人——列文森。起初，魏斐德想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但渐渐地，文章越写越长，成了一本书。为了研究、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他自学了很多东西。当时，为了追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源和毛泽东早期所接触过的各种思潮，他阅读了毛泽东所读过的所有中西哲学家的作品。打开《历史与意志》，你就会发现，他研究过很多中西哲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像康德、黑格尔、王阳明、康有为等。所以这本书与其他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本思想史著作，同时，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魏斐德深入学习和研究的过程。 在中国内部寻找动力 王平：魏斐德与他导师的观点有何异同? 沙伊纳：当然他们各有各的见解。但魏斐德受列文森的影响很深，尤其是研究方法。然而，在他后来的研究生涯中，你会发现他治史的观念和对事物的理解与他的导师有不同的地方。 王平：对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和列文森的“传统—近代”说，魏斐德本人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停滞过，中国的历史一直是鲜活的、动态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魏斐德在最初阶段与他的导师观点相同，后来改变了? 沙伊纳：我想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待问题。他的第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既受了费正清的影响，又有他自己的创新。他曾阐述，西方入侵的确改变了中国，但同时，他已经在寻找中国内部的动力，他认为中国内部的动力是不可忽视的。而列文森关注的是思想史——人们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以及在思想上的转变。魏斐德认为，当你在进行内外因素关系对比时，一定会探讨这些因素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所以写完《大门口的陌生人》后，他真正开始在中国内部寻找动力。这在他随后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历史与意志》一书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其实他也在作东西方比较研究，并由此阐述西方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自治的代价》(Price of Autonomy)一文中，也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变革的原因，其中涉及中国的腐败问题与政府的改革。《历史与意志》是从比较研究角度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书，在他的治史生涯中，《自治的代价》也非常重要。 他的第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来说，简直是一部划时代意义的杰作；第二本书《历史与意志》我刚才已谈过；第三本书《中华帝国的衰落》是一本集大成之作，充分显示了魏斐德中国学研究逐渐成熟。接下来，魏斐德的研究又回到历史的更早时期，开始研究明清两朝的嬗替，也就是他那部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奖的代表作《洪业》。之后，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大清王朝统治体系的文章，这是他一生所关注的主题之一。而他的“警察研究”就与此有很大的相关性。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国内部事物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在思考《洪业》中的问题，其中一个让他苦思冥想的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忠”的问题。他的一系列著作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对“忠”的问题的探讨，如《洪业》、《上海警察》、《上海歹土》、《间谍王》等。“忠”是贯穿他一生的研究主题。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美国中国历史学家，要处理这个问题，得研究中国社会鲜亮的一面与黑暗的一面、真诚善良的一面与邪恶阴险的一面、秩序井然的一面与鱼龙混杂的一面。他甚至对民国时期的“地方帮派”也感兴趣。所有这些盘根错节的因素，是魏斐德一生研究的主题。他倾注一生心血，想要解开这些谜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