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晋涛博士的著作《塘村老人》，很可能是中国第一本非常明确地以“老年人类学”为主题的民族志专著，因此，它的出版问世应该说是中国人类学领域里一项崭新而又非常重要的收获。杨晋涛自1999年起，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课程时选定了老年人类学这一研究课题以来，于2002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包括后来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教以及不久前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访学，他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的老龄化问题，积极从事与老年人类学相关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其滴水穿石、厚积薄发、孜孜于学术的精神很是令人感佩。现在，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的这部大作即将和读者见面，我重读书稿，觉得它经过长期的切磋琢磨和反复修改，比起八、九年前答辩通过时获得好评的博士论文来，可以说更加成熟并有了“质”的提升，因此，我为作者的此项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人类学本是一门关注人及其文化的学问，它从较早时起就着重关注有关“年龄”的研究，例如，在有关亲属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到老年人的内容；或通过对某些文化中存在的“年龄阶梯制”的研究，揭示以年龄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或政治体系（例如，长老政治）的原理，发现年龄在权力关系中所发挥的影响等。古典人类学曾深刻地揭示过老年人在所谓“原始社会”中的角色，诸如在族群的传统仪式、习惯法体系和权力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传承生计智慧和社会领域的诸多知识以及关爱下一代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西方各发达国家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凸现，于是，也就应运而生地在人类学领域里发展出老年人类学的分科方向，出现了对不同社会与文化里的“衰老过程”和人生历程的“晚年”阶段从事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的年龄组群进行更加深入和专门性探索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美英日各国那些以老龄化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的老年人类学家们，极大地拓展了对于他们本土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的社区田野研究，致力于开发本土民族志方法来揭示和理解发达国家自身的老龄化、社区传统和老年人晚年幸福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便使西方社会文化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定义及认知相对化，并由此展开各种必要的反思，可以说也是西方老年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总体性特征。 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全球化成长，各国的老龄化问题相互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老年人类学也在国际人类学界逐渐成为热门的学术话题。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其下面设置了“老龄化与老年人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此后在历届世界大会举行期间组织了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并创办了《跨文化老年学学刊》和《人类学与老龄化季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老年人类学的学术论文，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老龄化现象的不同背景、老龄化在不同社会中呈现的文化差异、衰老过程和衰老经验的在不同社会或文化里的意义及其和性别等因素相关的衰老体验、比较不同社会对各个年龄组群人们的分层、规范和地位给予的界定、不同文化对老年人社会地位给予的制度或非制度性的安排、以跨文化视野应对老龄化、家庭健康与老年人关爱、东亚的孝道和社会变迁对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影响等等，老年人类学的这些课题反映了它追求真理和学问的独特方式，其所涉及的界域内涵丰富而又宽泛。所有这些研究均倾向于揭示出人类社会在生命周期的文化建构方面，在如何定义、感受和应对老龄化及老年人方面，实际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和变异。但除了揭示和强调文化建构的差异外，也有一批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复数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在界定或规范衰老和老年人时也经常可能共享的亦即最为基础并具有一定普同性的指标，例如，证据显示有很多社会和文化都把人在社会生活里的角色转换（以子女的婴孩出生为转折）或家庭经济结构里的角色转换（开始接受而不是给予更多，正如本书所描绘的“称粮”习俗那样），视为是进入老年阶段的标志。 衰老是人类个体生活史无法回避的经验和不可逆转的流程，它既是一个生理变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和文化过程；晚年是生命周期或人生的基本阶段，其中充满着文化意义的建构和社会制度的安排；死亡作为衰老过程和晚年的终结，则是任何社会与文化均必须设法予以应对或接纳、消化的最为重要的生活事件。老年人是任何社会与文化均必然存在的年龄组群，其社会地位、职能及其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均不能等闲视之。在既定的社会或文化里，相同年龄组群的人们往往可能拥有一些相近的人生经验，并因此具有一些近似的记忆、情感和认知，而在不同的年龄组群之间既可能形成辈分差异和代际隔膜，也可能构成文化传承的链接和社会体系的延续。由于老年人类学对上述诸多问题的研究，能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学对于人、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理解，因此，它也堪称是当代人类学中最具潜力和前景的分科方向之一。但是，相比较而言，老年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却还非常薄弱，在这个意义上讲，杨晋涛这部著作确实是具有填补空缺的意义，它把中国人类学对老龄化与老年人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家在面对中国与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时所应持有的学术责任和担当。在我看来，本书的学术成就正是在于它为当前中国的明显具有人口学偏重的老年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富于洞见的文化人类学实证研究的范例。 经过长期不懈的学术追踪，杨晋涛对国外老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了系统和颇为全面的掌握，对海内外相关的学术文献也作了颇为细致的梳理，在认真地检讨和汲取了老年人类学的基本学术理念和主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路。本书的主题是要探讨老年人和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通过田野工作的实证研究和民族志的翔实描述，恰当地论证了他的基本假设，亦即在快速变迁的中国乡村社会里，老年人乃是积极的行动者和实践者，他们凭借所能掌握的资源，不仅对于形塑个人的晚年生活、维系生活的连续性具有积极的能动性，而且，他（她）们还能够通过不同层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乡村社区层面的多种实践活动，去适应、影响、参与甚至创造环绕着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进程。此种强调“实践”理念和老年人能动性的老年人类学的立场，和早期人类学曾经过于强调社会结构或文化模式对于老年人或其他任何年龄组群人们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同时，本书的观点也和老年学的很多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把老年人视为负担，视其为被动、沉默、缺少自我主张的弱者之类的刻板成见构成了很大的反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