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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乡村社区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内部的关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而甚至乡村民众的观念构成和意识形态也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汤村的老年人并不是没有反应或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有所作为、有所适应和有所创造。本书对汤村老年人的各种实践行为及其后果、老人们所能借重和利用的资源以及老人们得以形成所谓权力或“社区声望”的路径等，均作出了必要的研究性分析。杨晋涛指出，汤村社区倾向于认定某些行为属于老年人，而在老年人的圈子内则存在着声望竞争的若干不同方式，并形成了一定的权威体系。探讨老年人的社区声望类型，有一种“干部生涯型”声望，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渗透到基层乡村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当事人往日的村干部经历成为其资本，尤其当乡村社区的民众利益需要由村委会等现行基层权力机构以外的人出面代表时，他们往往会作为非正式权威而站出来。当然，乡村社会对于年长者和见多识广者的敬重，也是此类“声望老人”得以产生的土壤。但乡村还有民间自发、土生土长的声望老人，例如，通过对民俗宗教或民俗艺能展演等技能的掌握，通过对乡村社会交往、婚丧嫁娶、纠纷调解、亲属及邻里互动等乡土知识体系的掌握与提供咨询，当然也可以通过对家庭生计和其他事业的成功经营等不同的路径，均有可能在村落、跨村层面或在同期群的老年人圈子内形成一定的声望，从而有利于他（她）们对各自晚年人生的安排和设计。通过对这些声望老人主动地适应、参与社会变迁，积极地维系甚至重新发现其晚年生活意义的各种具体情形的叙述，本书的研究不仅做到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去理解老年人及其各种行为，而且，也做到了从老年人这一特殊人群的视角和立场去理解乡村的社会变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的老年学研究中有一种“常识”,倾向于把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下降看作是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必然结果。当前社会上每天都在频繁发生着的拒绝赡养，无视、冷落、抛弃甚至虐待老人的诸多现象，似乎也为这一“常识”提供了依据。但杨晋涛则对这一似是而非的“常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他指出，把旧时孝道“浪漫化”或“理想化”的这一“常识”,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表层认知。通过汤村这一具体乡村社区里的田野事实和老年人类学的理论分析，杨晋涛彻底打破了这个“常识”,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又一项学术贡献。通读本书，读者自会感受到其中洋溢着人类学智慧洞见的地方很多，例如，作者重视乡土概念、民俗语汇和地方性知识体系，也是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看点。 假如允许我对杨晋涛博士今后的老年人类学研究提一些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有两点：一是乡村衰老经验的性别差异，或许可以在现有研究的延长线上做进一步的拓展。本书对此已有所关注，例如指出嫁走的女儿不负责养老，老年妇女绝少“打牌”,走庙的老年人女性居多、男性虽少却往往成为“领头人”等等。以我有限了解的日本社会的某些情形而言，男女两性的衰老经验和晚年生活有很多差异，诸如“熟年离婚”常由女性提出，男人退休在家可能被妻子视为“粗大垃圾”,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故其晚年几乎多出了近十年的“寡妇期”,然而整个日本社会对女性生命周期中“多”出来的这一段寡妇期却没有任何对应性的文化建构，以至于有的日本学者甚至宣称，老龄化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女性问题。中国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在两性差异方面似乎也还较为欠缺，这类课题的深化反倒应该是老年人类学未来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其次，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与死亡和葬礼有关的情形，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本书的一个缺憾。乡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与宗教、特别是佛教和民俗宗教的亲密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是与他（她）们始终并将越来越面临着病痛、死亡这一类挥之不去的困扰、苦难甚或恐惧有关。其实，中国的孝道传统除了“养老”,还有“送终”,甚至还包括死后定期的祭祀等，我觉得，这些方面大概也是老年人类学今后不应回避的课题方向。 作为全球性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无论城乡，目前都出现了大面积和持续性的“银色”（老龄化）浪潮，这个趋势和急剧的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越来越促使全社会把传统孝道的重建、重构看作是应对老龄化困扰局面的必然选择，但与此同时，正如已有的一些老年人类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传统的养老模式和孝道意识形态的正面价值自不待言，然后，家庭养老方式业已捉襟见肘的现实，促使将老年人晚年生活也纳入其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强化和大面积覆盖，正在日益成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基本课题。诸多现实的压力和困难，将会使涉及老龄化和老年人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我相信，顺应时代变局和现实的社会需求，人类学尤其是老年人类学在中国一定是有广阔的学术成长前景的；同时，我也期待并坚信杨晋涛博士基于本书的成功，今后将会在人类学尤其是老年人类学的学术领域里做出更多的贡献。 周 星 2010年7月20日 写毕于日本爱知大学丰桥校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