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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中国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足以创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礼”在中国有礼制、礼治和礼教之称谓，礼制是王朝钦定的器物享用制度。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管制人们的物质生活。礼在中国，实际上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教化民众的规范。所以礼不仅是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也是制度的实体，这样一种涵盖物质、精神和制度的概念，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从未出现过，因此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来翻译“礼”，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特有的理念形态。中国古代史中的“俗”，也与西方有别，西方民俗学在日本直译为《土俗学》，是指下层自然生成的习惯势力，而在中国略有不同，虽然俗在中国也指民间习俗，但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还委派官吏考察民风，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参照。从商周的天子、诸侯，到明清的君主、士大夫，都把以礼化俗作为治理天下的大事，主导习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两者的价值走向愈益趋同，致使礼俗之界难以划分。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至天道运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养性，无不以教化为先。孔子的“移风易俗”，管子的“教训正俗”，荀子的“习俗移志”，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社会生活考察的传统，有力地推动了伦理观念渗入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民间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一部社会文化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物化的社会思潮史，这是思想史和社会史不能取代的内容。如此厚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最能创生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理论。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受外来文化的启迪，但鉴于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以为研究者与其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到不如深入到本土资源中谋求新发现。因为充分认识中国文化模式的独特个性，就足以使这一领域活色生香，甚至改写中国思想史的风貌。这应是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我希望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同行们在这方面大胆探索，定能有所贡献。 三、如何评估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 主持人：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开展已20年了，成绩何在?代表作又如何? 刘志琴：记得30年前文化史刚刚复兴时，人们也有这一提问，周谷成的回答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今天已无人再对文化史研究提出这样的疑问了，我想社会文化史的前景也一样。一门学科从发生到成熟要有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即使今天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代表作，也不能轻易否定新探索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新鲜活力。何况任何时代人们的认识都有它的局限性，也许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作品经过几十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就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也说不定。 李长莉：20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论题和领域在不断扩展，研究论著逐年增多，“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步发展、不断深入开拓的史学分支领域，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诸多趋向。 梁景和：20年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很难说已经出现典范之作，但还是要承认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我自己也出过两本《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此外，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也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 四、他山之石：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现状 主持人：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20年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否也受到这种影响?从你们了解的情况看，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如何? 梁景和：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国外新文化史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是一场重大的史学理论运动，如今已成为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撰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这股潮流取代了经济—社会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动和发展，是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股热流70年代初传入意大利、英国，八九十年代开始波及德国、西班牙、匈牙利、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新文化史的称谓比较复杂，表现出多样性。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喜欢把新文化史称为社会文化史，他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中，还有意把新文化史称作人类学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喜欢称新文化史为心态史，法国学者卡布瑞则称新文化史为后社会史，还有把新文化史称作新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这四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的历史编撰和叙事风格。 李长莉：新文化史的学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会史的，后来对社会史产生了疑问，并逐渐开始对社会史理论框架展开批判和修正。被奉为新文化史思想先驱的英国劳工史家汤普森1963年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体现了“向文化的转向”的趋势，他主动超越了社会史并把研究转向文化史方向。60年代末，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海登·怀特于1973年出版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由于怀特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所以他被视为文化转向的“创始人”。新文化史这股潮流，还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克里福德·吉尔次、马歇尔·萨林斯、理查德·普莱斯等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学批评家也都卷入到新文化史运动之中。 刘志琴：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诸如爱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妇女儿童、性别性伦、喜怒哀乐、感官情绪、阅读书籍、身体发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术、时间空间、人口犯罪、上帝大众、自然命运等等。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谓广泛繁盛，不胜枚举。诸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