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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看小麦在中国所走过路，我们会发现小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迄今为止，最早的麦作遗存发现在西北地区。这里近邻中亚，小麦可能最先就是由西亚通过中亚，进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新疆孔雀河畔古墓沟墓地中，墓主头侧的草编小篓中往往有小麦随葬，十多粒至一百多粒不等，初步鉴定为普遍小麦和圆锥小麦。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中出土了距今约5000年的包括小麦在内的五种作物种子。云南剑川、青海都兰等地都有青铜时代的炭化小麦发现。古文献中也有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种麦食麦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就有麦。 商周时期，小麦已入中原。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了“来”字，是对小麦植株最直观的描述。西周初年，身为商代遗民的箕子在路过殷墟(河南安阳)时，睹物生情，作“麦秀之诗”，感伤一个王朝的覆灭。《诗经》中提到麦的诗比比皆是。春秋时期，麦已是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作物了，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小麦产地已遍及今河南、安徽、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菽麦不分成为“无慧”的标志。不过从《春秋》经传中“甸人献麦”和《孔子家语》(三国时王肃所撰)中“获傅郭之麦”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小麦种植可能主要集中于城近郊区。这种情况到汉代仍然没有改变，东汉时伏湛在给皇帝的疏谏中也提到“种麦之家，多在城郭”。 小麦虽然自西而来，但汉代以前麦的主产区却是在山东一带。《春秋》中所反映的麦作情况确切地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情况。和鲁国相邻的是为齐国，境内有济水。《淮南子》载“济水和宜麦”。这些说明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今山东)是小麦的主产区。然而，自战国开始，主产区开始由黄河下游向中游扩展，今洛阳附近的东周，小麦成为当地唯一的粮食作物。也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跻身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论语》中就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说法。这一说法流传至今。所谓“五谷”指的就是包括小麦在内的五种粮食作物，即黍、稷、麦、菽、稻;或黍、稷、麦、菽、麻。这其中或有稻无麻，或有麻而无稻，但必有麦。 汉代小麦种植又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展。汉武帝末年，董仲舒建议在关中地区推广冬小麦种植。西汉末年，农学家氾胜之在关中地区督导小麦种植，使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取得丰收。东汉时，南阳一带已有麦作。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小麦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并成为重要的战备物资。晋代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小麦的收成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史书有关麦灾的记载也显著增加。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孝武太元六年(381年)、安帝元兴元年(402年)等年份，都曾出现了“无麦禾，天下大饥”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江南麦作的也是在晋代兴起的。虽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有小麦的发现，但汉代以前江南并无麦作的记载。三国时吴国孙权尝飨蜀使费祎食饼，这是目前所知江南有面食最早的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麦作在江南的兴起，马王堆中的麦子和邺宫中所食面食可能都来自北方。唐代小麦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口的主粮。许多州郡，包括广西、云南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种麦的记载。在云南地区甚至还最早出现了稻麦二熟。晋唐时期，“麦禾”、 “粟麦”并称，说明麦粟在粮食中的地位已平分秋色。明代末年中国北方人一半的主食已来自于小麦。 在麦作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麦食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南方人们一直认为麦是有毒的，不宜多食，否则生病。这也是麦作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但随着麦作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有毒论为有益论所代替，唐宋以后的许多本草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观念的改变是麦作发展的结果，也有利于小麦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