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民（诗人、文化学者）： 近两年，我参与了一批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在这些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命运，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价值或意义。应该说，中国是这波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成果分享者，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何为？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同质化，更不等于欧美化。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必然崛起，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削弱、民族共同体文化纽带的松懈所形成的普遍的文化焦虑愈来愈成为一个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不仅仅是一个关乎民族凝聚力、民族根基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当然，对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资源、路径、核心价值，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思考。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我们对中国近30年来社会巨大的变化，怎么来算？我们国家从GDP、经济增长来计算，好像觉得30年是大手笔，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进步，经济硬实力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化问题，谈软实力，自然还有另外的不同的算法。 提到文化重建和传统资源，传统资源像大家所讲的，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文化资源、精神资源，很多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形成的；但还有一些资源是在一二百年当中积累起来，不能算很老的传统，但是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传统。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因为欠账太多，我们的现在的历史叙述、影像叙述缺乏一个非常有效的历史观。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把现代化的整个进程看作一个必然的结果。既然是一种必然性，人文的东西也就变得非常附属或者点缀。现在无论搞国学也好，还是搞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好，都是从属于大的历史叙事的框架之下的。 第二，现在谈国学实际上是谈汉学，是在延续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按照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来塑造我们自己的认识，这是很可笑的悖论。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需要更多的调整和发掘。其实，传统文化非常多元。我们现在看到传统文化只是四书五经，是京剧。它的背后大的逻辑如何，文化的多元性如何，都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问题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旦怎样把它们包容进来，变成一个影视的表现和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方面还是空白。 第三，其实无论是什么样表述方式，无论是什么样的叙述逻辑，我觉得影视的核心应该是对“人”的个体的一种表述。个体的叙述怎么跟大的主流叙事之间协调，是非常大的课题。在大叙事里边怎么加入自身的反思性，要把个体的命运放进叙事里面，不能永远是一个英雄逻辑。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影视历史作品，它能否体现多元的史观，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我也有同感，我们要鼓励提倡这样一种影视历史作品。当然，我们更希望一种多元的角度，在我们惯常的传统的视角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角度，可以从普通人的角度，从一种异族的角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切入，也应该把里面的“人”展示出来。我特别希望有一些影视历史学观或者影视历史学存在，并不一定非要依附于我们现有的这些学院派的历史学，可以通过自己去感受完成这种个性化的历史表述，也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带给人们更多的历史空间，对我们思考文化重建应该有更多的意义。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现在讲到文化重建，在哪儿重建？除了历史观和人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受众的问题，这些文化重建的工作，给自己设定的对象、受众是谁，做影像工作和文字工作的人的工作目标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恐怕影像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文字书写的力量。所以我倒是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文化重建的工作和这样一个历史时段里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人群的状况结合起来。 我还有一个建议，有没有可能从大而化之的历史叙事里边再打造出一个中间环节的层面。这个层面有可能是日常道德和日常政治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包括刚才杨念群讲到历史要写人，影像通过人来传递生活感觉、道德感觉和政治感觉，这是影视工作者的长项，这是我们很难完成的工作。所以有没有可能换一个角度，再从日常道德的这样一个层面去思考今天社会有一些问题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更丰富、更多样化。不然的话，文化重建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空泛的口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