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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以前的历史叙事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现在又变成了成功人士的历史，我们歌颂、崇拜欲望，都想变成成功人士。这种历史视野里面，我们慢慢地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成王败寇”的逻辑。所以我们现在谈现代化，我们批判很多的关于发展主义的逻辑，我们的批判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文化的这种价值是怎么转移的。影像文化，它常常会把自己视为一种客观的、合乎历史大潮流，或者合乎人类发展的大势，把自己表现为一种不可逆的客观规律，而这些总体化的视野特别容易掩盖某一种本身带有偏见、立场的视角。 关于文化的重建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在重建当中扭转当代主流的逻辑，我们怎样以付出、奉献、互相的尊重，以此来重新建立一个文化的基础？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跳出所谓中国人的身份，回到扎根在底层的位置，重新来设想生态文明？现在的生态危机已经非常紧迫，而哥本哈根会议根本束手无策。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的后代，50年之后还在地球上生活的后代，放在我们的视野里面，为他们留下他们可生存的土地资源吧。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刚刚说到文化重建与发展这样稍微抽象一点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现在有两重任务，一重是重新“说自己”,重新进行关于自己文化的叙事，重建一些新的叙事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要去面对世界，要“说别人”,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忽视的。 现在我们“说自己”,对自己重构叙事目前还是很初步的，就主流来言，我们还是用西方的观念看中国，或者说是替西方人看中国，这个不算我们自己叙事，我们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自己叙事，我们拿出一些最好的方法来重新说自己，这个工作现在也在做，汪晖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说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中国目前来说，“说自己”还是刚刚开始，“说别人”就更少了。 白彤东（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西方人常常有一种担心，中国强大了之后是不是要把一百年的积怨全爆发出来？要消除他们这种担心，需要一套文化叙事。我们不想重复霸权的历史，因此要重新解释中国文化的文化信息，这种解释，就像杨晓民讲的，不是复兴，而是一种重建，这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过的：一种照着讲，一种是接着讲，重建也有一点接着讲的意思。也许文化重建，是想象的文化，也是在中国经典的基础之上，面对现代的问题，中国古典东西具有面对现在问题的活力。 当然重建有不同的重建方法，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好像重建是要重建中国文化。我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但是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还剩多少中国文化。从重视家庭来讲，我在美国生活13年，我觉得美国重视家庭的程度远远比中国人高得多。要重建儒家的话，以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国家基础，现在这种多元社会里有信仰不同的人，能不能再拿儒家一套安身立命的东西，统一所有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保守主义者，听来好像很有骨气，要保守中国文化，但是看文化保守主义者说的话，尤其五四时或者之后那段时间，实际上跟西化派、激进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认同了民主跟科学，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打了以后，中国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科学要学西方，还要学制度，到底保守不保守？最后那点文化上有一点分别，西化派说不保守，保守派说保守，也许改变太急了。从制度史里，也许有很多对现代社会起到反思的政治资源。我自己做哲学，我有些论述，也许中国古代那种士人政治对现在民主政治有很好的修正作用，也许混合政治更好一些。因为多元有好处也有很多危险，一元也有很大的压力，怎么在一元和多元之间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可以用影视方法去问出来的问题。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总结一下纪录片的成长历史，过去20多年，纪录片的历史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之一。20世纪通常用的文化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一种文化，这恰好跟我们现在做的门类最接近，现在来看做得不错。另外一种文化是创造一个新的空间、政治性的概念，文化跟政治之间有很密切的关联、联系。一定程度上，纪录片，包括政论片的介入，不管是用什么形式的，就是代表那样一种介入性的，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对于媒体，一方面我太重要；另一方面又有点怕它，真的是一个困惑。因为不介入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介入的话就不知道它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之间，最终造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双重的，一方面有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的技巧和政治艺术、文化艺术，一方面尤其是媒体工作者跟学术界、知识界之间的互动对话，共同介入社会问题，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一般的对话，是介入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空间，我觉得不太一样了，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新纪录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经验还值得我们重新来想一想。 李学军（《读书》副主编）： 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处在多重的矛盾之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文化重建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可又得面对传统的断裂；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文化体系，但用的又是别人的话语。现在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多从经济和政治成功的角度着眼，在文化上我们是不是也应有这样的抱负？ 说到这里，我想起费孝通先生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当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文化自觉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不光是对文化的抽象认同，实际上还有对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一个深刻理解。至于纪录片创作，关键在于意识和观念，我们现在需要鼓舞自己的精神。 (来源：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