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阿育王子的名号与子嗣继承关系在佛教史上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谜题。佛典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王子有两位，其一是摩哂陀(Mahinda)，他出生于古印度西北乌闍衍那(Ujjayana)，在公元前246年前后，任阿育王弘法第九使团之首，率领四位比丘前往楞伽(今斯里兰卡)，与锡兰天爱帝须王在弥沙迦山相见，宣讲《象迹喻小经》，王从此皈依佛教，摩哂陀入王宫受供养[5]。另一位是驹那罗(Kumava)，《阿育王传》卷三《驹那罗本缘》记载阿育王派遣其率部出征乾陀罗：“时北方有国名乾陀罗，其国有城名得叉尸罗，彼城人民叛逆不顺，王躬欲往讨伐其城，辅相谏言：王不须往，可遣一子征抚而已。王便问子驹那罗言：汝能伐彼得叉尸罗国不?答曰：能伐。”[6];这位王子以得叉尸罗城(Taxila)为其封地，后被挑去双目。驹那罗也被称作“闍劳伽”(Kunāla)，汉译“法益”，《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云“法益圣王，力气康强，恒以正法，恤化西方”[7];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条云：“无忧王太子法益在旦叉什罗被掘目己，无忧王怒遣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物至此西界，推举豪酋，尊立为王。”[8] 按照古印度孔雀王朝的惯例，王子通常受任为地方总督。印度存世的阿育王石柱第十三柱铭文也记载当时全国各地遍建伽蓝，阿育王从首都派遣“达摩摩诃马陀罗”到邻国及诸侯国内弘法[9]，使佛教势力蔓延出恒河流域。弘法使团是否北上来至云南境内，现今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一种意见认为，第六个使团以摩诃勒弃多(Mahārakkhita)为首，携带《迦罗罗摩经》前往润那(Yona)、第八使团以须那(Sona)和郁多罗(Uttara)为首，前往金地(Suvarnabhumi)，即孟加拉和下缅甸地区，有学者考证润那和金地就包括今天云南省的西双版纳[10]。 我们在佛教内典中无法找到阿育王纵马至云南、或王子入滇为王的相关记载，相较之下，云南本地志乘史书对此两件事却是言之凿凿。《鸡足山志》卷一引《五灯会元》记载僧人优波毱多(Upagupta)“偕阿育王渡西洱河，诣鸡足山”[11]，二人亲临大理妙香城“乘空敬礼迦叶尊者”，具体时间是在“周宣王三十五年戊申”[12];释寂裕刊刻的《白国因由》(1706年)一书则在阿育王和王师亲临妙香城的基础上添加了“王子封滇”的内容： “一日，王与师优波毱多点视其塔，至白国阳南村造塔所，乃问师曰：‘此国山清水秀，有何灵迹?’师曰：‘此处古称灵鹫山，释迦如来为法勇菩萨时，观音为常提菩萨时在此地修行。常提菩萨求法殷勤，法勇菩萨将无上菩提心宗在此尽传。后来，观音菩萨当来此处，去怪建国，王可令太子镇此地’。王有三子，遂封孟、季于鄯郸，封仲子骠信苴于白国……骠信苴号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也。”[13] 可以初步确定的是，阿育王子与“云南”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乾陀罗”这一地名所致。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乾陀罗(Gandhāra)是位于阿育王摩揭陀国北部的国家(今阿富汗境内的库尔纳河与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之间)，法显《佛国记》云此处正是阿育王子法益(Kunāla)所治处，《付法藏因缘传》、《阿育王经》、《阿育王传》都有关于他在“乾陀罗”活动的详细记载。“乾陀罗”在文献中又写作健驼逻、犍陀罗、干陀卫，意译为“香风”、“香气遍行”等。《翻译名义集》卷二云“健陀罗，隋曰香行国”;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2“乾陀罗”条记载：“乾陀罗在中印度北，北印度南，二界中间……乾陀是香罗,谓陀罗曰遍也。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故名香遍国” [14]，即言乾陀罗是一个以香味闻名的国度。根据东南亚地区的史料记载，十一世纪的阿那律陀(Anôyatā)王曾经遣使至乾陀罗(Kandahar)求佛牙，G.Harvey《缅甸史》称“阿那律陀遣使至南诏国都大理”[15];《马可·波罗行纪》第122章则将“大理”直接称作“哈剌章”(Kandahal)[16]，可见南诏所辖的大理地区约定俗成地被称为“乾陀罗”、“妙香国”、“鹤拓”，是用梵语自名其国，即假借印度“乾陀罗”之名与意[17]。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解释这一命名现象，认为中南半岛的民族普遍有一种以印度地名称呼本地的习俗，“将印度地名移置于其国内，有时将本地之名梵化，有时竟以印度之名名之。云南处越南半岛之北，与乾陀罗在印度之北相似。”[18] 从元代开始，“王子封滇”之说逐渐定型。通过《记古滇说集》、《白古通记》[19]和明清时期地方志、文人笔记的反复转抄，这一情节单元的内容愈加丰富，并与云南诸多地方政权的开国神话发生了关联。《鸡足山志》卷六载：“王依尊者言，令第三子骠苴低主妙香城，以求材智之人为辅，得一十七姓焉，是谓白国”[20]。白国(白子国)存在于南诏之前，国王张氏称“白王”或“白饭王”，《南诏野史》称其祖于阿育王：“白子国之先，有阿育国王，能乘云上天，娶天女，生三子，长、季封于金马、碧鸡，独封仲子于苍洱之间，崇奉佛教，不茹荤，日食白饭，人因称为白饭王……张氏传三十三世，至张乐进求。见细奴罗有异相，遂妻以女，传以位，改为大封民国” [21]也就是说，张氏白子国的始祖是以“苍洱之地”为封国的阿育王子弘德，数代之后，张氏将王位禅让给女婿细奴罗，遂有南诏。这样一来，南诏史和作为“南诏前史”的白国史在时间坐标上都以阿育王为起点，而细奴罗建立的南诏也就间接地承继了阿育王子封滇所开创的祖先世系。 2兄弟故事：三子追白马 三兄弟故事以西南地区古老的“兄弟祖先传说”为叙事母型，它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叙事形态。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显示，氐羌族系居住的甘肃、青海、四川(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和北川)、重庆、湖广等地，普遍流行着同胞兄弟诞生于竹子或葫芦中，分散四方成为各族始祖的故事。彝族史诗《梅葛》记载葫芦里诞生的九兄弟分别称为汉、藏、傣、彝等族的先祖[22];贵州威宁龙街区马街公社马街村自称“青彝”的彝族有“竹王”的始祖传说：古时有耕牧之人在岩脚避雨, 见几筒竹子从山洪中飘来, 取一筒划开, 内有五个孩儿, 如数收养为子。五人长大之后，一人务农，子孙繁衍成为白彝;一人铸铁制桦口，子孙发展而成为红彝;一人编竹器, 子孙发展成为青彝[23]。古代文献对“西南夷”的兄弟祖先故事也不乏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浣衣女子在水边得三节大竹，破开得一男儿，长而为王，汉武帝封其三子为列侯，“今竹王三郎神是也”[2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之“夜郎”条、《水经·温水注》也都提及三兄弟接受官方封号成为国君和祖先。 建立南诏国的蒙氏在族属上属于“东爨乌蛮”，是氐羌族系南迁至滇中的一个分支，这解释了南诏建国故事中的“三兄弟追白马”情节为何与上述古籍和西南地区彝语支人群的口承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兄弟故事中的“始祖”都来自外地(顺水而下的葫芦和竹子)，而这些“外地”事实上代表着本地人群在空间上的一种起源认同[25]。相较于甘南、川北一带的羌族和彝族兄弟故事，南诏乌蛮的开国者被认为是来自南方的天竺而不是北方的河湟地区，这可看作是氐羌兄弟始祖故事在云南经历“梵化”的结果。 至于追白马的情节，则应该是滇中“方物故事”的渗透所致。环滇池地区素产名马，《新唐书·南诏传》载：“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26];《蛮书》卷七：“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本种多骢，故代称越赕骢，近年以白为良。腾充及申赕(今龙陵、潞西北部)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汉安帝时，益州郡置万岁苑，在越隽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养马，称为“笮马”，体小而雄峻，尤善山行，后世渐有神骥传说种种，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现，始兴文学，渐迁其俗” [27];《滇略》卷十载“唐蒙氏时，楚雄有野马二，风雨斗于原野，久之化为龙。”[28];《水经·温水注》载：“(滇)池在县西……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晋太元十四年，宁州刺史费统言：晋宁滇池县有两神马，一白一黑，盘戏河水之上。” [29]滇中许多地点也都因马得名，如“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三国时，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30]、“龙马迹，在州东三里海溪山，传闻滇池产龙驹，昼见于山，夜出于水”[31]、“龙马槽，在(永昌府)州北百五十里江中，有石如槽，旧传南诏时龙马饮于此。龙马窝，在州北十里，人尝见烟雾中有物逐马，走如飞，后村中产骏马，因以名之。”[32] 久而久之，民众在频现祥瑞和灵迹的地点立祠祭祀，《蛮书》卷二载：“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高百余丈，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传云，昔有金马，往往出见，山上亦有神祠。”[33]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80“山川”云：“龙马山在姚州北四十里，叠嶂悬崖，壁立千仞，旧传雨霁时，有神马出没……旧有白马现其上，土人立祠祭祀之，有祷辄应”;天启《滇志》：“神马，在县三十里土主庙中。成化间，每夜分有马犯田间禾，乡人以伏弩中之，觅踪至庙，见矢在泥马上，后遂不出”[34]。临安府、永昌府、鹤庆府、姚安府、广南府都有白马庙;云南府有灵应寺，因在金马山下，又名金马寺，祭祀阿育王三子景帝至德，“屡著灵异，雨阳疾苦，祈祷辄应”[35]。可见，以金马、白马为核心的这类圣地故事成为民间信仰赖以维持的“底本”。 王子封滇故事中三子争夺白马的情节没有任何佛教经律的依据，仅在《阿育王传》卷七“阿育王现报因缘第四”有众妃争夺师子国如意宝珠一事与此稍类，“追赶白马”很可能就是从“争夺宝珠”蜕化而来。只有将滇中关于方物和佛教圣地的传说纳入考虑，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兄弟始祖故事中会出现阿育王三子追白马的情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