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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一般人类学研究者不同的是，潘年英教授更多地选择“笔记体”，而不是通常的报告体”来做为他表达的主要形式;而所执立场却是站在土著族群一边，可以说是土著族群利益的代言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上，他提出的相对贫困论观点，以及对土著文化衰亡的原因分析，在人类学界可谓独树一帜。 [关键词]人类学；西南研究；相对贫困论；土著文化与文明 徐：你的“笔记人类学系列”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人们很想对你的学术背景和治学生涯作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今天有机会对你进行采访十分高兴。 潘：我在学术界根本不入流，你提出要采访我，这实在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说实在话，我对徐老师你的学问和人格十分敬佩和诚服，我有一个观点，说出来恐怕会得罪很多人，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只到徐老师你们这一代人为止，以后的学者不能叫学者，只能叫成功人士。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先在此打住。然后我要非常抱歉地告诉你，我没有任何学术背景。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甚至连学士也差点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差一点考不上大学。我为什么考不上大学?你可以说我是家境贫寒，的确，我家祖辈务农，地方又偏僻闭塞，至今不通公路，经济上的确是极端的贫困;你也可以说我是没有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少数民族学生嘛，当然不及城市里的学生那么专心啦，要干活，要为家庭挣工分，要承受难以想像的体力劳动，总之，读书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或者根本的原因，则是我从小就反对现代教育体制，我告诉你，我认为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育，现代教育的结果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庸才。现代教育是以分数来衡量人的智力水平的，而分数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一个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 徐：读大学对你来说是个巨大的人生转折，对吧? 潘：是这样。首先我的身份改变了，我已不再是农民。我是1980年考上的，那时候的大学生国家包分配，这样我不管怎样也是一名国家干部了。其次，我的兴趣改变了，可以这样说吧，在高中以前，我对读书是既爱又怕的，但进入大学以后就不一样了，不仅爱上了读书，而且是变得很疯狂，整个大学四年，我差不多全部泡在图书馆里，我几乎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科类书籍，连图书馆里的那位负责借阅的管理员也受到感动，她破例给我一次借阅六本图书，而馆里规定学生一次最多只能借阅两本。我读完了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里的文科书。这就是我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 徐：这对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很有帮助，是吗? 潘：太有帮助了。我后来的文字能力，学术兴趣，应该都是由这个图书馆培养起来的。但也有负面影响，我读了太多的书，心性也变得高傲了，这对我学业的进步妨碍很大。记得有一年贵州省作协召开文学笔会，曾教过我的写作老师也去了，他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说，我对你印象很深，因为你是全班中惟一不记笔记的学生，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为什么不记笔记呢?我回答说，因为你说的全是废话。这位老师稍作沉默，既而拍脚大叫，说得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真心话，但我说的就绝对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处女作是一则侗族的民间故事，发在《南风》杂志上，后来陆陆续续发表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总之，还未毕业，我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的毕业论文《论侗族民族的形式美》也发表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上。由于这些业绩，毕业后我被学校举荐分配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 徐：你一开始就选择到社会学研究所搞人类学研究，是吗? 潘：不，我最初的愿望是到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但身不由己，贵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当时刚刚成立，缺人，领导便把我安排在社会学所。开始是做资料员，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有时间读书，我整天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读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大量接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籍的。与此同时，所里规定，每人每年至少得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社会调查时间，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不过了，我身体好，能吃苦，社会调查就成了我的强项，所以我除了读书，余下的时间就往农村跑，在那几年里，我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资料，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