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刘永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56.00元 梁启超与新史学 梁任公在著名长文《新史学》中批评了中国以往的历史著作“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并提出“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他认识到，历史人物只是时代大背景的缩影，无论是研究个体还是整体的历史，都要还原到时代文本中加以考察。而这种考察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把握时代变迁的脉络，而非一事一地、一言一行、一餐一饭的考据。 梁启超在这段话里至少区分了两种历史的写作方式：“历时”(历史的)与“共时”(结构的)。第一种方式是最常见的，把人物或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清晰，这是一种非常传统而普遍的叙述方式。第二种方式，则是整个时代以平面的方式展开，通过对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社会结构)的描述，从最大可能还原时代的总体风貌；正是这些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复杂体系，决定了社会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整体政治—经济结构；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行动结果，都来自个体主观能动性和当时(共时)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简单来说，历史人物或事件，只是时间在社会表征中，留下的痕迹，而我们“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所要反映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变迁。于是，我们有了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半个多世纪前写成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 从“历时”到“共时” 刘永华先生新近编成《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21位大陆、港台、日美学者的20篇文章编入书中五个部分：国家认同、信仰·世界观·地域社会、仪式·政治·社会、历史记忆、感知·交流·空间·习俗。这些的确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会主动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些内容并不直接体现在历史文献当中，而是内嵌于大多数散置的材料当中。 比如，篇首“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一文，就试图从“造像记”当中理解北魏时期民众对国家的认识。从材料而论，“佛像雕讫、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这样的材料既零散，又缺乏叙事价值，即便是有关造像的艺术史或佛教史研究，都很少能对此加以利用。而且对国家的认识，从来不会清晰明地以具体形式，写在任何材料之上。然而，文章的确讨论了当时民众对所谓“国家”这个观念的感受，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主题“国家”。而在此处，作者通过“造像记”中对皇帝、国家、三宝、本人、祖先、家眷、朋友与众生祈福的记录，得出结论：在当时人们心中，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而不是所谓的“豪族共同体”。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且不论内容或结论是否为读者所接受，但这毕竟作出了两个有益的尝试。第一，在材料的选取上，更多关注以往文字史之外的内容；第二，在视角上，以共时性取代历时性，力图以平面结构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细节，而不以一人一事为主。由此，我们从题目———“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大体上就可以了解，接下去的那几篇文章所要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某些观念是如何在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扬光大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