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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的“名物”研究，不尽同于一般考古， 她娴于文史的诗意解读与灵动想像，赋予了“名物”格外丰茂华赡的鲜活生命。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 扬之水著 中华书局 卷一：2010年4月第一版 264页，96.00元 卷二：2011年1月第一版 266页，96.00元 卷三：2011年1月第一版 264页，96.00元 为这位作者着笔评书，对笔者自己的学问与辞藻实是极大的挑战：什么样的敷色才能匹配她学植文采风流双双的奢华与朴茂？她的“清鲜流丽”（《奢华之色》卷一，《“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她玩物观象的细致精工。她字里行间的一往情深乃至“痴”。这位作者“本是写散文的能手”，研究文章亦必“仍用那种细腻的文笔”，带给读者的资讯既含“科学的清醒”更具“诗思的摇曳”，“虽非句句‘达诂’却或有与古人会心之妙”（《诗经名物新证》，孙机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这位作者例以名物研究名世。《奢华之色》同样可以隶属名物考证。这一系列的研究，作者此前已有若干筚路蓝缕的奠基与铺陈，例如《诗经名物新证》，例如《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例如《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三联书店，2008年）。“名物”研究在中国，自古有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已是孔夫子的追求（《论语·阳货》），《尔雅》更开“博物学”之宗。“名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中国第一部名物学著作当属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名物学序说》部分有着简明扼要的论述，涉及作为训诂学的名物、作为考证学的名物，以及名物学的独立与发展。自所谓现代学术转型以来，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中“二重证据法”之说一直引领中国学人研究的某种致力方向，若具体言及结合文献文物之“新证名物”，则沈从文《“分瓜瓟斝”和“点犀盉”》一文早已着其先鞭。在特重书画、金石、玉器、瓷器的古代考古与特重史前及先秦的现代考古之间，这位作者多次著文自承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与指引，明确将自己眼前心中的“名物研究”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即用包括铭文等在内的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图像材料来确定它原有的名称。第二是定位。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的时代，它在当日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与功能。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关于“名物新证”》，《南方文物》，2007年3月）如果和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继续做一比较，那么，持“名”找物（前者）与持“物”找名（后者）的合二为一，或者就是这“新证”之推陈出新。 必也正乎名。命名（naming of names）问题对于行走于历史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人类意义如何高估似都不过分。因此，颇标新格而又言之凿凿的“命名”首先成为《奢华之色》的首要任务与突出成果。诚如各卷序者所言，“对物之名称和物之实体、用途的对应考证，成为书中的一大特色”（卷一，页4）、“体系清楚，条理分明，其定名给人以各得其所之感”（卷二，页3）。这里凸显的是作者在《诗经名物新证》中已经关注的一以贯之的重心，“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更是《古诗文名物新证》中追求“定名－相知”（《后序》）的继续。当往往被考古学界笼统称为“金凤冠”、“金冠饰”的“金帘梳”与历史记载中的“珠帘梳”、“金丝络索”、“围髻”、“围发云髻儿”在作者笔下相遇相拥和合为一的时候，“名物”的人文意义就此鲜明绽放：物之为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命名”本身就是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生命的理解程度与细腻把握。品味过《奢华之色》中具列的般般名物之后，再去阅读往往刻画繁密、细节丰盈的明清小说，故事眼目也往往立马豁朗起来，例如《红楼梦》一节“懦小姐不问‘累金凤’”，让笔者惦记了多年这到底是个什么“爱物儿”？如今终于眼见为实。何况往古的“名物”何尝离今天就远，例如帔坠和巾环，至今仍然常见使用于女性饰物——只是未读此书之前，笔者亦不知其创生历史竟而如此悠久。类似的应该还有那些雕镂满目的“事件儿”，它的粗糙版本，不是依然生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钥匙环上吗？ 然而意义还远不止步于此间隙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