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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近代学术批评的资源时，桑兵作了较为周全的概括，认为大致可从六种途径获得，分别是学术评审、序跋、学术史回顾、论文中论及前人著述的部分、学术综述以及私人记录。这当然不只是针对这部选集而言的，同时也涵盖了这部选集的姊妹篇的内容，也就是同为桑兵、张凯、於梅舫所编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不过有个别地方，编者的意见略嫌不够精确。比如“解说”里特别提到近代两位以写书评为学术志业的人物：伯希和和杨联陞。桑兵曾在他的专著里讨论过这两位人物，这里再度提起也是顺理成章。但“解说”里提到，杨联陞着力撰写书评，只是要摹仿伯希和，做“学术警察”，这有些片面。其实这里欧美当时特殊学术机制所起的作用恐怕更关键。杨先生因为是哈佛的汉学教授，所以有义务要在《哈佛亚洲学报》上评述东亚文史的出版物，这在汉学家人数尚少的二十世纪前期是很常见的事。比如曾身为英国最重要的中国史教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必须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BSOAS）评述各类和中国史有关的西文论著。而和杨联陞同一代的中国佛教史家陈观胜也曾撰写过数量恐怕并不少于杨联陞的书评，针对各类佛教史著述做出渊博的批评。这种对书评的“垄断”现象和书评作者在当时学术体制中的特殊身份有直接的关系。若不在其位，即便想谋其政也未必能实现。而今日西方中国学书评的来源广泛，正是这种垄断地位的消失的结果。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选录的书评，从性质上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这一点上，似乎用西方学院式书评的体例来说明会更清楚些。英语学界的书评体裁有review article（学术述评）和book review（书评）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篇幅上，也体现在内容上。Review article一般篇幅较长，不仅要归纳所评某著或某一类著作的观点和贡献，更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讨论，提出评者自己的看法并提供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证据。而book review则大体只要综述作品要点，略加点评而已。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基本将前者视作学术论文，而将后者看作一般意义上的评介。比如本书所收的蒙文通评论川中学术怪杰刘咸炘《学史散篇》和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都具有review article的性质，甚至连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也可归入此类。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的大多数文字，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书评。不过收入的书评作者涵盖面较广。有些专技性很强的书评一般不易受到注意，但实际却很精彩，编者也能将其收入集中。署名与忘的《评谭介甫的〈墨经易解〉》就是一例。谭介甫是孙诒让之后墨学的功臣，对于现代墨经的研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与忘的评论从体例入手，指出谭氏分析方法上的武断和缺乏分寸。全文就事论事，无一句多余的话。其实这位与忘不是别人，正是钱宾四先生。这一点《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若有机会重版，不妨标明以示读者（关于这篇书评的始末及学术意义，张京华君有专文论述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颇值得一读）。《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选择上偶尔失衡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比如齐思和的文章入选多达五篇，其中除《评马斯波罗（即马伯乐）〈中国上古史〉》一篇颇具规模之外，余皆泛泛短小之作，算不得书评的佳例。当然短评未必不能精彩，比如张德昌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就是一篇文字左右逢源、意蕴丰富的文章。但王育伊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只是以摘要为主，而且缺乏点睛之笔，其实不必选入。 读近代学术书评，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时学术语境下的评价。很多评论的对象，在今天都已稳居经典的位置，后辈学人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其贡献放大，而忽略其原有的种种不足；或者随着我们学术旨趣的转移，对当年学界批评的层面不再关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恰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这种学术语境的“当时性”里。由于这些著作的历史地位还未确定，英谚所谓The jury is still out（陪审团尚未裁定），当时的评论顾忌较少，常常能避免人云亦云，找寻的批评角度从今天看也比较独特。对这种“当时性”的把握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自身的学术立场和认知，而不仅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比如王国维算是今日公认的国学大师，但黄季刚在他的日记中，却恰恰对观堂的经学素养大发疑问（《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民国十七年五月一日、十二日条，中华书局《黄侃日记》中，2007年）。黄季刚的评论也许带有偏见，但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权威眼中的另一种国学标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吴世昌批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子就很突出，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后来曾被奉为中国马克思史学的先驱典范，但安志敏有理有据的批评，使我们看到此一著述不合学术规范之处甚多。这和童书业对日人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的评价异曲同工。可见具有公式化理论倾向的史家的武断习气不用等到1949年后，就已呈露无遗。 当然读近代学术书评，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许多重要学者的学术定位究竟确立于何时。像贺昌群评论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发表于1933年，文中他就已明确说在中国学界，能像陈寅恪那样，在中西文化交通的研究方面和西洋东瀛学者并驾齐驱者，寥寥无几。可见陈在这方面的名声已经巩固。书评也最能看出近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和训练。张荫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书评广为人知。从今日的眼光看，张对冯著批评的优势，很多得益于他在美国所受的人文思辨的训练，使他更能从概念的运用等方面去分析冯著文献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述中的逻辑漏洞。又如在对马伯乐《中国上古史》的评论中，齐思和对马伯乐推崇备至，指出马氏因为是西方人，所以未受传统经学成见的影响。齐思和更能不受时论的左右，认为马伯乐虽在广博上不及伯希和，“而精深过之，且深沉有思，善于著书”。这一判断很可能也与齐思和在美国的史学训练背景有关。但在普遍强调渊博和考据功力的时代，他的见解无疑提供了一种平衡。书评文字也可看出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学者群体的更替。《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收入傅斯年评马叙伦《庄子札记》和蒋维乔《论理学讲义》的文章。两者都发表于1919年1月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当时的傅斯年正初出茅庐，文中却对马叙伦和蒋维乔冷嘲热讽，几乎是在训斥马叙伦这类旧学中培育出身的人不善读书，更不善作精确之分析。据近期出版的《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年轻时在日记里也表示最看不上马叙伦等人。他在1919年1月4日的日记中便说： 马叙伦一辈人，做什么读书小记，什么校勘记，什么疏证，他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不过他晓得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乐的。这辈人的结果，只是个绝物，因其与经上题名的心理，是很相近的，所以联想及之。此辈人举世皆是，实也不值得一骂。（《顾颉刚日记》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才过数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又提到劝傅斯年批评马叙伦、蒋维乔诸人要有所顾忌，因为傅自己在学术地位上尚未真正独立。这里顾氏所指的应该就是傅斯年的上述书评，可见这些书评代表的绝非傅斯年一人之意见，而是一代文史学的新锐（Young Turks）向老辈名流挑战的讯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