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中国的古典学术批评传统和形式是近代中国学术书评的重要资源，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还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能写犀利书评的学人或有西方学术训练的背景，或是甚深浸润于西学之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荫麟的例子，吴世昌也是个这方面的典型。吴世昌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三、四册所作的评论无疑是整个选集中批评最为严厉的文章之一。虽然写这文章时吴世昌还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但不仅他批评的眼光得益于燕大严格的西学训练，就连写作手法都酷似西人书评的风格，尖酸中不失幽默。他对郑著文学史的不满早在评论该著作的第二册时已溢于言表。到了评一、三、四册时更将这种裁判推衍到极限。从学术的角度，评第二册的文字不如评一、三、四册有境界，所以选集收入后者而非前者是有眼光的。吴世昌的基本看法是郑振铎苦干有余，悟性不足，这部文学史是学而不思的典型。读完选集中的这篇评论，会发现文章起始段落里 “在这年头儿，郑先生能费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潜心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云云，非但不是恭维，连中性评价都算不上。这和吴世昌评西人李高洁《苏东坡集选译》文章的开头那句“这是本装订得很华丽的书”一样，都属于很刻薄的讽刺。但即便对中文程度的确不算高的李高洁（Le Gros Clark），吴世昌在校正李氏英译时仍不免吹毛求疵。相较之下，反倒是中西学问远过吴世昌且同样擅长刻薄品评的钱锺书，倒不介意为李高洁的《东坡赋全译》（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作序，还很宽容地赞许李对苏轼有同情之了解，是翻译苏轼作品的功臣。尽管吴世昌的这两篇书评对郑著不算完全公平，如今记得郑著文学史的人也一定远多过吴世昌的酷评，但我仍然认为这是重要的批评文字。它的重要性既是学术史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方法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世昌的书评有他自己对文学史写作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些后来就贯彻到他自己的研究中去了。比如他反对给文学家贴标签，也反对不加推敲地乱引古人的文评。文章里显示出他并不为新文学风气所左右，对那些当时已颇受冷落的文学传统也毫不轻视。他驳斥郑振铎认为汉赋“无病呻吟”的评价，指出汉赋具有史诗般的魅力。同时也指出文学史应给予四六骈文应有的重要地位，甚至举出李商隐向令狐楚学四六文的例子，这个例子虽然冷僻，但能透露晚唐文学的微妙变化，可见吴世昌其时虽然年轻，眼光已超出流俗。这些见解在当时已不多见，今日读来，更感空谷足音。这些见解之所以能出自一位青年人，我觉得恰恰是西洋和中国古典并重的燕京学术传统培育的结果。这是一种靠精读文学原典而非精读文学史得来的判断。也正因为燕京的西学训练严格，所以反更能欣赏传统文学中的“正宗”或者说“保守”的趣味。很多有这种文化旨趣的人出身于西语系，和今日的情形迥然不同。吴世昌在这点上虽很特出，却非特例。比吴世昌稍后的吴兴华，同样出身于燕大西语系，也有很类似的文学趣味，吴兴华曾撰文评估四六文体的价值（见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入《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参照的也是西洋的古典文学与文论，和吴世昌如出一辙。 从批评方法的角度，吴世昌的书评具有西方人文学书评的挑剔。这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是不多见的。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书评大多还是从实证的角度来提出批评，换今天常用的表述来说，是以找“硬伤”为主，而从概念和书写的角度着眼较少。吴世昌则不然，他对学术表述的重视决不亚于对史料精确的重视。对他来说，学术书写意义的含糊就是一种硬伤。请看吴世昌评郑著文学史第一、三、四册的如下文字： （三）页一六五：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这段文字所引的郑振铎对太史公书的描述，其实在今日中文的著作中都还是司空见惯，但吴世昌却在这中间看出许多问题来。这种对遣词造句的拷问是当下西方的大学人文科系研究所最为常用的训练方法。吴世昌的这种敏感恐怕也正是从类似的训练中得到的结果。就这一点上说这篇书评也可以用作目前一般阅读学术著作方法的范本。 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解说”里，桑兵教授提到有些书评因版权问题而未能选入， 比如广为人知的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和魏建功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等等。又指出“今后当依据情形，随时调整，以臻精当”（第9页），这显然为日后出版增补版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留下了空间。本着这种希望，笔者在这里想再指出几篇很有价值但似乎未获编者注意的学术书评，供编者和读者参考。近代的书评里面，很少有比周作人的评论更有意蕴和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他的评论当然很多都是针对文学作品的，但间或也有很精辟的学术书评。比如他 1934 年发表的《性的心理》一文，评价的虽是蔼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的名作，但表达出来的看法远远超过了在表层的性认知问题，而触及现代国家的危险性，看出了蔼理斯提倡的人性化的性认知是阻止法西斯一类思想狂热的重要武器。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观察实在很前瞻，早已和通过“身体”来谈社会的后现代法门心有灵犀。 近代文史界成就卓著的学者品评学术是家常事，很多人却并不致力于严格意义上的书评。但偶一为之，质量却可以很高，比如缪钺的《评郭沫若屈原研究》就是一例。这篇评价郭沫若学术的文章远比选集中收入的齐思和评《十批判书》要高明，可以说是书评的典范。缪钺在评论中一一列举郭氏的贡献，同时也在郭氏讨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他自己对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卓见，但这还不是书评全部的精彩所在。相对于郭氏的一些总论性史作，屈原研究只能算一种局部性的研究，但缪钺却能在其评论中把这一局部性的课题扩大，与作为史家的郭沫若的个人感受及其对古史的整体见解相联系，对郭氏的思想过程作有洞察力的剖析。在这里缪钺既是郭氏的解人，也是郭氏的批评者，比如他指出郭沫若讨论屈原自沉问题受到当时国难的刺激，虽可理解，但其说在学术上毕竟难以成立。又指出郭氏在著作中畅论殷至春秋中叶为奴隶社会的部分不仅在论述结构上喧宾夺主，也是经不起实证推敲的理论成见。但所有这些意见都以积极的语气表达出。 冯友兰的书评和他其他评论文字一样，晓畅而精炼，不沾一点学究气，最适合刊载于报章给一般的知识大众阅读。《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入的《评冯振著〈老子通证〉》就是这样一篇精悍的短文。里面点评蔡廷幹、杨树达《老子古义》方法论上的优劣，要言不烦。推荐冯振的方法也全引冯振的原话，以现代学术的观照，指出以老解老这种方法的价值和內在限制。他还有一篇《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1922年他在哥大读书期间发表的，里面介绍了梁漱溟对于三种文化的价值区分，最后只举出几个西洋哲学的例子，就揭示出梁氏概括的片面和自相矛盾，同时又指出了多元价值存在的必要，这和多年后以赛亚·伯林的论点颇为接近。这篇文字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收入冯先生《三松堂全集》的是涂又光的中译，但这篇中译完全能够传递冯先生文字的风格，所以也值得注意。 阅读好书评是写出好书评的重要前提，不管怎么说，《近代学术批评》的出版都使我们不再有理由说：书评写作并非我们学术传统的一个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