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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昕：那么，中印古代文化差异在文学和诗学上的表现如何？ 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按照历史发展，大致分为吠陀文学、史诗文学和古典梵语文学。吠陀的主要文学样式是颂神诗，两大史诗和各种往世书都是口头叙事文学。古典梵语文学则包括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故事和小说等。吠陀文学和史诗文学属于口头文学，而古典梵语文学注重语言修辞艺术，属于书面文学。当然，印度古代的“书面”不是中国的“简帛”或“纸张”，而是“贝叶”。 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总集是《诗经》。《诗经》的主要文学样式是抒情诗，此后的楚辞、乐府、唐诗和宋词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抒情诗传统。与抒情诗并行发展的是散文。散文的涵盖面很广，但其中也包含大量的抒情散文。这种抒情散文作为文学门类，在印度古代是没有的。中国文学早期抒情文学发达与印度文学早期叙事文学发达形成鲜明对照。印度古代由史诗和往世书承担的叙事功能，在中国古代则由史书承担。这样，前者产生的是神话和历史传说，后者产生的是“信史”。 这里我也要提示一下，这只是就总体而言。因为印度的吠陀颂神诗也可以归入抒情诗门类，而在史诗和叙事诗中，也可以含有抒情内容。而中国的《诗经》中也有短篇叙事诗，散文中也有叙事散文。 印度古代口头叙事文学发达，所以戏剧艺术也产生较早。这从早期梵语戏剧大多取材两大史诗便可见出。在这方面，古希腊的情况与印度相似。而中国则是随着佛典翻译和讲经活动的展开，促进了中国口头和书面叙事文学的长足发展，并在传奇和话本兴盛的基础上，讲唱与歌舞和表演结合，产生了戏曲。 诗学的产生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印度古代的吠陀颂神诗乃至两大史诗都被视为宗教经典，直至古典梵语文学时期，才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其标志是文学不必完全依附宗教，文学家开始以个人名义从事创作，题材趋向世俗化，并注重语言艺术。而文学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意识表现形态后，引起学者对它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思考和总结，也就产生了诗学。印度现存最早的诗学著作是公元前后不久产生的戏剧学著作《舞论》。这部著作对早期梵语戏剧艺术实践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其中也包括诗歌语言艺术。后来，诗学与戏剧学分离，出现独立的梵语诗学著作。梵语诗学中的“诗”的概念涵盖诗歌、戏剧和小说，而着重探讨诗歌艺术。梵语诗学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历史。从梵语诗学的表现形态看，它是沿着语法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发展而成的。印度古代语法学发达，对语法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这样，梵语诗学也仿佛是在构建文学语法。它将各种文学因素归纳成各种概念，如庄严（即修辞）、诗病、诗德、风格、味、韵和曲语等，并对每个诗学概念作出细致的分类，由此组成诗学体系。因此，它的诗学形态始终具有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明显特征。 中国的《诗经》在先秦两汉时代被奉为儒家经典，是“六经”之一。因此，当时对《诗经》的阐释是“经学”，而非“诗学”。直至魏晋以后，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才开始用文学的眼光看待《诗经》，在诗歌评论中时常将它作为渊源或典范引用。由于中国小说和戏曲产生较晚，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限于诗和散文。《四库全书总目》也将这类批评文献统称为“诗文评”。应该说，诗学包含理论和批评两种形式。从中国古代诗学的表现形态看，它注重应用批评。批评文体不拘一格，如诗话、词话、序跋和点评等。自然，应用批评中也运用文学概念，但常常缺乏严格的界定，具有相当的弹性和模糊性。面对大量的应用批评，像刘勰《文心雕龙》和叶燮《原诗》这样的系统化的理论著作反倒成了特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指称《原诗》“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还有，唐宋时期出现的“诗格”类著作，试图对诗歌艺术技巧进行分类研究，方法类似印度梵语诗学的形式分析，也始终没有受到重视。 然而，中国古代诗学注重应用批评也有它的长处，就是贴近文学现象，与文学创作和鉴赏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批评文体也带有文学性，不少批评文字本身就是美文。再回过头来看印度梵语诗学著作，虽然它们都采取理论化或系统化的表述方式，但在论述中注意引用诗例，印证理论，可见也还是以不同的方式与应用批评结合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中印两国古代诗学的表现形态有差异，而揭示的文学原理终究是相通的，一致的。 任昕：如果与中国和印度的诗学相比，西方诗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黄宝生：西方诗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与中印古代诗学相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具有哲学化倾向，注重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西方近代建立了美学，文学理论也被纳入美学，哲学化倾向更加突出。当然，在西方诗学中，应用批评也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也注意探讨文学的艺术形式问题。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理论思路和批评方法与梵语诗学颇多相似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与中国和印度古典诗学相比，西方诗学理论的哲学化特征更为明显，至今仍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