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已为后人反复申说，其吸引力至今不减。在此思路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训诂变身一柄剖析思想与观念变迁的利器，被“点石成金”为一种现代学术方法。这种思路对研究者的能力要求 极高，陈先生明言，此点固然已是“今日训诂学之标准”，但彼时著作能当之无愧者，只有沈兼士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篇而已，可见其落实之难。黄兴涛的尝试可谓是名符其实的“知难而进”，他在新作《“她”字的文化史》中不仅接续了这一理念，更大胆将陈先生的思路推演至对“新字新词”的考辨。全书藉由对“她”字诞生背景、使用情况与争议话题的梳理，勾连起语言、文学、性别及跨语际交流等一系列“现代性”命题，为近现代思想史与观念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研究范式。 晚清以降，文字变革与观念更迭互为表里，与新器物新观念相伴相生的，是新字新词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其中，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区分的“她”字，被认作是这一时期国人“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刘禾语）。 “她”字的迷人之处，在于其近乎“浑然天成”的丰富话题性。1918年，新文化运动影响日著，《新青年》上，钱玄同正热议文字的改良与存废，胡适正大谈女子的地位与贞操，而正倾心于译介西方小说的周作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如何将英文中的“SHE”对译成中文的现实问题。同年第5卷第2号的《新青年》上，周作人在其译作《改革》前似不经心地引出了刘半农的天才提议：“中国第三人称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于是，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横空出世。 饶有意味的是，“她”字的话题展开呈现出一个层累的过程，其诞生之日众人瞩目的语言、性别、语际交流等问题，于其后成为不断附着其上的衍生话题，构成一个值得梳理与深思的文化史课题。 最初，“她”字的诞生仅是为了解决一个翻译问题。近代以前，中国本无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也无此必要。但随着国门洞开、西风渐入，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表达中区分男女第三人称的语法习惯，使得翻译者意识到汉语在这一方面的“缺失”。刘半农关于“她”字的动议，正是出于准确表意的需求。 具体到使用哪一个词，各家又自有分说。刘半农认为“她”“他”二字在形式上极像而易认，又有别而不至于误认，正可作为第三人称“他”字的女性指代。周作人于学理上附议，但出于排字印刷的考虑又提出了模仿日语采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之后，“科班出身”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加入了讨论，“伊”字作为另一种选择也浮出水面。 不过，这些讨论仅限于《新青年》同人内部，而其真正引起广泛关注要到一年多以后。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一篇署名为寒冰的文章《这是刘半农的错》，旗帜鲜明地反对“她”字，并指名道姓要声讨“她”字的始作俑者刘半农。由此，一场关于“她”字存废及“她”与“伊”孰优孰劣的争论将更多人吸引进来。 分歧与论证主要集中于语言学的范畴，有两个焦点。第一，是否需要专立一字来指称阴性第三人称，以及“她”字是否适用。讨论深入到了一些语言学的细节，比如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字是否已经够用、“她”字的古今义是否会混淆、“他”“她”二字在语音上能否区分开来等。第二，两个可用字中“她”与“伊”哪个更好？语义上的准确性、语用上的通行性、语音上的辨识度都成为了考量的标准。争论的结果是，支持使用阴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占主导；而在“她”“伊”二字间，虽说初时钱玄同与周作人所支持的“伊”字略占上风，但随着“他、她、牠”系列代词的整体提出，“她”最终得以扭转劣势站稳脚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