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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最初围绕“她”字的争议主要着眼于翻译需求与语言学视角，但当时正渐入佳境的“国语运动”也对“她”字的讨论产生了影响。有人反对对“他”字作性别区分，理由是中国文字原本就存在“区分太细，所以文化传播较迟”的问题，故而不宜再造新词。此外，“伊”字近于文言，说起来过于文绉绉，即便作为口语使用也仅限于少数几个地区，这些都成为了“伊”字缺乏竞争力的表现。在类似论证中，国语运动基于便利文化传播所提出的“言文一致”与“语言统一”的诉求隐约可见。 正当学究先生们在“她”字是否需用、是否可用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时，另一些人却已经开始用起了这个新鲜字。经黄兴涛考证，24岁的北大学生康白情是第一个实践“她”字书写的人。他在1919年5月20日《晨报》上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两次在阴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意义上使用了“她”字。之后，俞平伯、王统照、田汉、郑伯奇等人都在其诗歌与小说中，开始自觉使用起“她”字。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涉及女性题材，以各类女性为第一主人公。如俞平伯的《狗和褒章》以40个“她”字，塑造了一个孤苦寂寞又敏感多疑、整天与狗为伴的寡妇形象；又如王统照以88个“她”字，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拥有了独立的指称，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富于时代色彩的命运，应和了反对旧式礼教、弘扬女性解放的主题。 吊诡的是，新文学家们笔下带有女性解放色彩的“她”字，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成为对女性的“区别对待”和“性别歧视”。有人提出：“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形迹的时候，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她’字，把男女界限，分得这样清清楚楚，未免太不觉悟了。”（载于1920年4月16日《觉悟》） “区别对待”向前一步，便生出了“歧视”的问题。193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妇女共鸣》杂志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该字去掉了“他”的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的人格贬低，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将“沿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尚祈投稿诸君，注意及之”。这种围绕着一个字“锱铢必较”的认真劲儿，使人联想起西方女权主义者关于“Mr\Miss\Mrs\Ms”等词究竟该以何种标准取舍的纠结。女性意识下两性的“区分”与“平等”究竟是相辅相成还是截然对立，这一问题的内在张力透过一个小小的“她”字高度集中地展现了出来。 公开抗拒“她”字的最后一次努力来自陈寅恪、厉筱通等历史学与语言学专家。由于他们精通多国语言，又熟知中国文字沿革，所以多从语际交流的角度提出驳论。1933年，陈寅恪在《学衡》上公开反对“她”、“牠”二字的正式通行，认为中英两国语言文法各不相同，不必比附效法。而厉筱通认为模仿英文将“汨没本国文字之特质，殊不足取”。1934年4月另一篇署名为“诛心”的反对文章里，更直白地说出了“你译者既写的是中文，你就是说中国话给中国人听，你便须按中国规例去”的主张。解读材料时，黄兴涛提示了一个相关语境：这组反对“她”字的文章出现于1934年前后，正是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及“文言复兴”运动发生之时，这当不仅仅是时间的巧合。在这一轮的反对声中，中国固有的语言传统备受强调，以对抗更具话语优势的西方语言，其间透露出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许更可以放到潜在的战争背景中去解读。 从语际交流角度展开的“她”字讨论，也许是最为持久的，甚至延续至今。赞誉“她”字为“最迷人的新词语”的刘禾，便将“她”字的发生与争议纳入了其“跨语际实践”的理论中。她认为，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汇之际发现某个英文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词从而产生的焦虑，与其说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缺陷，不如说是基于文化强弱差异而产生的语言不平等。对于刘禾的说法，黄兴涛在《“她”字的文化史》中也做了针对性讨论。他更愿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去解释，从而提出“‘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霸道的西方，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 小小的“她”字，犹如一片历史大树上的年轮剖面，生动记录下不同时代的主题与思绪，连缀起中国近现代观念变迁的诸多话题。从这一点上讲，黄兴涛是极富眼光与洞察力的。借用葛兆光关于思想史研究加法与减法的说法，黄兴涛着力呈现的是关于“她”字文化的累加过程。而更为难得的是，那些被放弃的动议与观点，也在这本书中被一一记录，为后人了解一个观念的生发与变迁留下了极为鲜活的范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