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 彭文斌：那么回到“后现代”这个提法来，像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提出的“对话模式”(dialogic mode)强调的是一种“多元的发声”(polyphony of voices)，提倡与土著的合作，让研究的对象自己说话。其实从您刚才提到您的这些田野经验来看，合作与对话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提法，您早就在自己的田野工作中实践过了。其实这些问题也是人类学家进入中国田野的一个基本状况，比如说，人类学家身旁的那些陪同和翻译使得您必须学会和当地人协作，这里面当然也有制度性的安排，是一种迫不得已，但有的时候也确实是需要一种合作才能开始田野，就像顾定国（Guldin）说的，在中国做田野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种集体性的共享。我知道您在近期的著述中，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James Clifford的文本操作而不是具体的实践行为提出了批评。您能不能根据自己在西南的民族志实践，再阐明一下应该如何处理人类学家与地方学术机构以及当地学者的合作关系？ 郝瑞：其实在我们即将出版的《田野关系》这本书中，谈的也就是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在我见到James Clifford的时候，是我刚从凉山回来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当时我就去听他讲他的这些想法。他的这些东西是一种非常书面化的对民族志的批评，所以我就说他并没有真正体验过那种在凉山下大雪的时候受冻的经历，没有体验过生病的时候那种想家的感觉，还有那种长期的不能说自己的语言的感觉，像我在攀枝花的那3个月我大概只说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英文，其实我非常想讲自己的语言，因为自己的语言最能够表示自己的一些最基本最深入的想法。就像那次我和马尔子去做调查的时候，有一次他问我，您怎么了，我看您精神不好，是不是很难受。我说，我很想念我的英语，因为我无法用中国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他说，其实我也一样，我用汉语也无法表达我内心的一些感受。他其实是中国一个有名的学者，他汉文的语法都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但他还是认为，他除非说自己的诺苏话，否则他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James Clifford是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的，他是从一种文学评论来对民族志的写作进行批评。我对他的分析不满意，对他的批评我并不是针对他所做的事，而是针对他不做的，他的分析很不全面，而且全都是关于知识生产的过程。那么民族志写作的要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要点就是一种体验，我们重视的是这个“体”，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你才能够了解这个民族志。最近我也看了马林诺夫斯基的那个传记，是一本刚出的书，不是他自己写的，有500多页，而且这还是前一半，后一半还没有出，这本书也谈到了些类似的情况。所以像James Clifford的批评是片面的，他只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批评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他没有考虑到民族志写作的那个要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另一方面，我认为James Clifford的另一本《文化的困境》（Predicaments of Culture）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是在强调对话性和多元声音的两个模式。我一直在考虑这两种模式的可行性问题。比方说我们是一个人类学家，我要出一本书，好，你是一个我要研究的对象，你是一个报告人（informant），你的声音我要带进去，那怎么带进去，是不是你所说的话我都录下来，到时我来选择你说的话，这听起来是个好事情。但实际上书的结构，书的观点还是我的，书的写作还是英文，这并不是你的语言，所以还是达不到那个理想、那个目标。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就要考虑到在书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平等的权利，而且语言应该是两者的语言。像我们三个人写的这本书，我觉得在第一个要求方面，就是说在设计时我们是有很多交流的，但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平等我不知道。而且在出版的最后选择上，我也选了，而且我写了序言，还有最后的总结，他们都看了，我们的东西也是互相看过了的，也翻译了，我们还是双语版的，有英文版和中文版，虽然不是同时出版，但时间上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接近了那个目标，但是真正达到了吗，这个还很难说。我也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让人类学界注意到，因为我没有把它理论化，我们这本书里面只有一些描述和叙述，还有回忆录，我在后记里也谈到了“多点民族志”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去强调理论，因为在这里理论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中三个人有不同的角度，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可以了解民族学、民族志调查的过程，而且也可以了解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学术性的关系。我写书，可能有一个缺点，我不愿把它的意义讲得很清楚，应该说读者自己是可以领会到的，我只愿意列出一些东西，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它们的意义。 彭文斌：其实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也提到了这个阐释权力（interpretative power）的问题，很多时候读者怎么样去理解，这是作者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去研究西南的话，会涉及到很多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些在田野里面都是非常流动性的。很多时候，作为一个西方的白人，您到中国来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田野该做什么，谁该和您一起去的，有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挫折，都是一种身体的体验。所以在田野里面来思考这种“地方语境”（local context）中知识与权力的流动，还有阅读和阐释的问题，都会有很多流动性是无法控制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些问题？ 郝瑞：你说的最重要的是学者也不能控制读者的反应和理解，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不愿意在我的书里面把那些意义一个个地列出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其实读者应该在自己的阅读中去理解这些东西，这不是作者要去干涉的问题，而且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