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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直接读博士？ 张：直接读博士。因为当时我已经拿到国内文化人类学硕士，也参加过相应的英语资格考试，又有吴老的推荐信，所以他们承认这个硕士学历。 徐：博士读了几年？ 张：从开始到拿到学位前后总共五年半时间。 徐：那不算长，读人类学博士五年半拿到学位算是快的。 张：因为我以前有一些西学阅读准备，起码语言和阅读不成问题。 徐：98年去，04年回来的？ 张：七月份回国的吧。回来后先在秦皇岛作了一段时间的环保的工作。05年10月份回到中南民大。 徐：比我晚一点，我是四月份过来签的约。你到了美国，在那里读的人类学，那我想应该介绍一下你在美国的经历，首先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吧。 张：Ok，我的导师Dr.Moench是耶鲁和哈佛毕业生,研究海外中国社团和社区生活，他尤其擅长理论人类学的教学，从他那里我知道，现在美国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显，我的导师比较认可或者说是教授得最多的是社会学泰斗吉登斯、法国社会家布迪尔以及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的理论，沃勒斯坦是我们学院历史系的教授，是具有国际声望的知名学者，他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在中国有很多人了解，我在华工演讲的时候提到他，大家都比较熟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界在那里不是特别明显，人类学系教室的门上帖的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的照片，依我的观察看来，美国人类学研究基本还是遵循博厄斯的路线，强调个体文化的特殊性，重视田野工作，重视收集文化资料的传统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与欧洲大陆的重思辨重理论还是有区别的，新大陆独立于旧大陆的倾向从一开始在思想界和理论界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博厄斯所倡导的深入异民族地区收集材料，并以该民族的视角看待和解释人类文化现象的理念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不是像泰勒等早期进化论者那样着力于研究关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路线这样宏大的理论。 徐：人类学在美国是不是特别发达？ 张：我不是很清楚怎么样来界定“发达”这个概念，是指好就业吗？还是指研究者众多？在美国各个大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特别完善的，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都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像我的进化论老师就是一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学者，他们都是经过完整而系统的学科训练的学者。到康奈尔大学看到他们人类学系的教学楼就感慨他们人类学的发达，那是与讨饭吃的学习目的，完全不同的治学和教学精神。 徐：乔健教授就是康奈尔大学的，多年以前就开始在那里工作了。美国的人类学是很发达的。你在中国读的是吴泽霖先生的硕士，又到了人类学发展非常完善的美国，有了自己的博导，你能不能比较一下两位老师呢？ 张：我觉得区别还是很大的。对吴老的感觉是特别亲近的，而对美国的导师感觉就是有点敬畏。因为首先语言的不同就在交流和沟通上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徐：对吴老更多的是“近”，而对美国教授有更多的“敬”。 张：是这样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产生的对老师的一种“敬畏”的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在吴老去世以后。开始对西方的文化我几乎是持着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的，觉得美国是一个可以寻找到真理的地方。当时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我基本上都是洗耳恭听，完全接受的。 徐：后来你找到真理没有？ 张：哈哈哈……，没有，这些年在这个幻想之下的努力，被证明是多年受国内改头换面的、神化启蒙理性的影响，认为任何东西贴上科学的标签就具有了神力，而科学是唯一能达到真理境界的道路，于是基本思想态度是想去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尚方宝剑，然后就可以用一种确定的东西应付生活和思想面临的一切问题，通过美国学习以后，这个梦破灭了，转了一圈，面临的仍是同样的难题，不过这回是一个新生，即以前那种轻视当下生活，把当下生活当作工具和手段的态度转变了，那就是人是在过每一个日子中，迎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成长的，轻视每一个现时刻，把一切变成某种幻想的未来上，就会变成实践的跛鹅…过会再说吧。当时对Moench 教授的话我可以说是真的全盘接受，但是逐渐地发现他也像吴老一样，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从来不说是怎么样或者是应该怎么样，从来不给出确定的结论性答案，这当然不是有意训练学生思考，而是生活本质就是如此，没有绝对标准，即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思想也就从迷信转向了怀疑的开放，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挑战了。 徐：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学生也提出来，他们都希望老师给他讲，然后他记住了，就解决问题了。当然有些老师是这样的，有的老师就是讲你去看书，看完以后又什么问题你再和我讨论。 张：我当时就不能适应这个，觉得压力很大，感觉什么都要自己来搞，总是在怀疑自己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但是，一段时间以后这种不安就开始停止了，这时你的精神开始自由，思维开始开阔起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寻找答案。当时伊拉克战争那段时间，我以为关于这场战争美国的教授们会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客观态度让我很吃惊，他们很多时候是站在伊拉克一方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美国文化那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的特点也是我在那里学习的收获之一。在美国这种地方，生活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挑战，所有的东西每时每刻都是新的，瞬息万变，你无法寻找到一个最后的真理然后就很安全的呆在那里，你只有不断地去挑战去争取。做学问也是这样，所有的理论都是开放的和可以挑战的。 另外一个收获就是自己性别观念的觉醒。在去美国之前我自己的性别观念是不清晰的，接受了正统的男女平等宣传教导，把“应该”男女都一样当作“事实”上男女都一样，这种学究式的实践观，是把理论上的东西当作了现实的东西。现实世界有自己的逻辑，它们可以完全不去服从人为的“应该怎样”，它们可以隐慝起来，成为“玻璃幕墙”，其实我这个性别观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后果的一个缩影，那就是把理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把自然科学的法则观强行嫁接到社会现实中，而去掉了现代自然科学得以取得辉煌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即所以理论都要和实际观察一致。我们的情况是：把个别社会理念和概念、它的宏大叙述，当作了与自然科学规律同样的东西，我总是认定是社会科学试图偷窃自然科学的名声，钻了社会科学无法做到精确实验的空子，把个别人的理论叙述当作了法则和规律性的东西，而为什么这些就一定是规律、有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没有说明，于是思想就成了空洞的标语口号，把它们强行在实践中推行，造成现代中国形式和概念口号满天飞，而人们也几乎变成使用着不相干概念的头脑来行动的假人，比如文革中大寨农民学《哥达纲领批判》。 徐：那其实你已经被男性化了。传统的男女平等观念其实倡导的是女性的男性化，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应该作。 张：是的。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后果可以在我身上体现一点，那就是社会普遍的厌女感在文革后期表现出来，或者说全社会对无性别特征的女性厌恶感，甚至作为女人，谈到女人的事务都想躲得远远的，我去美之前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让我选读第三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课时，我非常的抵触，认为这样低等的阶层没有必要花费精力，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阶层女性中，并不是唯一的。那就是说，百年妇女解放运动如果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的话，更糟的是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那么女人陷入了一个怎样的男女解放运动陷阱呢？从此性别观觉醒。性别观念的觉醒可以说是我到了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大的收获。 徐：我觉得不要讲不平等，应该说是不同，男女性别的差异的客观存在的，没办法改变的。 张：男女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而且男权优势在世界上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存在的，男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应该说是明显的。然后我再来反思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女性男性化的过程，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暗藏的东西其实是她们想成为男人那样的人。 徐：我觉得有一个词是很好的，女强人，你赞成这个词么？ 张：我……我不是很赞成，因为其实真正处在绝对有效的权力领域的女性是特别少的 徐：有一些女性完全达到了男性化的程度，她就是女强人。你去美国以后有段时间这个词是很抢眼的，我就对这些所谓的女强人有些敬佩，感觉他们好厉害。 张：女强人是指她们的外表特征么？ 徐：不仅仅是外表，她们的所有的包括思维方式、做事方法等等是完全男性化了，很厉害，甚至有一种霸权的味道。再说一下你还在那边有什么收获。 张：再有一个收获就是对权力现象的解惑。在去美国之前我对权力控制、权力压迫等问题很是不解，感觉到生活特别的受压抑，特别是我这样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人，权力的压迫无时无刻不在，可我们无能为力。这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呢？这样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对生活中的权力现象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了解，这种了解就使得你对它的恐惧就没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