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汪教授，我真得非常高兴今天您到我们中南民族大学来出席一个女书的研讨会，您是我们的前辈一样的，您今年高寿多少了？ 汪：76。 徐：您比我差不多整整打了一圈。我64还不到，63。 汪：年轻有为。 徐：年轻是不能讲了，追逐你们而去，所以我想，趁这个您来武汉的机会，武汉这两天也是气候特别好，天高气爽的时候，想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汪教授您一生的治学。因为老的一些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对您都比较熟悉，您的很多著作我们都拜读的，我记得八十年代末期吧，您到广西民院做演讲，对我们影响都很大。倒是年轻的一些学人哪，像这些研究生、博士，对汪教授就不是太了解了…… 汪：这几年没出多少东西…… 徐：所以说我想趁这个机会，汪教授您能不能向我们年轻的读者介绍一下您自己的经历？ 汪：经历… 徐：您刚才讲您76了嘛，那一年生的是在？ 汪：1930。 徐：您就从您的30年讲起吧，简单一些，跟我们聊聊。 汪：从大学以后讲起吧？ 徐：您出生在哪里啊？ 汪：出生在南京。我小学，在抗战没有爆发以前，就在南京、上海一带，我的家在这一带。 徐：那您的祖籍在哪里？ 汪：祖籍，我父亲的出生地是在苏北，现在的连云港市，我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里面做事情，我家就在上海，一搬搬到南京，就到南京去了。我在小学，那时不叫幼儿园，叫幼稚园，是在上海。抗战以后就回到老家，就是连云港市，后来抗战，小学啊、初中啊，在那读，高中又回到南京，在丹阳，一个教育学院的附中读书，解放那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后来我是参加那个苏南新闻专科学院，在无锡，后来也就是做一般的工作，一直到54年嘛，调干… 徐：调干到哪? 汪：到北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59年毕业以后就到中央民大，那时候叫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59年去了以后，我就参加云南民族调查组，和费孝通啊… 徐：59年那应该是调查的尾声了。 汪：不是尾声，调查是这样的，56年是个高潮，58年呢又是一个高潮，59年的时候正好是第三批。那是调查嘛，组织上是干扰很多，这个你都知道，“调查要为民族工作服务”。但是我，因为我是搞考古的，领导嘛，还是比较照顾的，与考古有关的，我就搞这个民族考古学，从做调查当时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在田野，六十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前那几年… 徐：一直在云南做调查? 汪：一直在云南做调查。贵州、四川，凉山我也调查…..贵州很多地方我也去过，滇西北啊，滇南….文革了嘛，就中断了嘛，大家一样，就没办法….文革以后又就恢复了。 徐：那您什么机缘从中央民大调到云南？ 汪：那时我是云南民族调查组啊，我的编制还在北京，但是快到文革前夕了，因为我在…关系转了，就在文革前夕。那么我在云南结婚了，结婚了你可能知道嘛，北京的户口进不去。徐：是，不能够转的。那这也是很有趣的，您在云南，怎么和您的太太…… 汪：我太太也是调查组的，她是在北师大毕业，她是搞心理学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心理，中国不开展这个。 徐：跟人类学一样。 汪：一样，后来她分到大理师范教书，我在大理做调查。她是北京人，本来应该在北京挺好嘛，留不成就算了…..当时我已经做出兴趣了… 徐：当时的人这种想法比较少，到哪里都一样。 汪：反正这个东西当时也没办法，好像那样的情况时不太可能… 徐：去北京不行… 汪：儿子也有了嘛，有了两个儿子…在北京有可能吗?所以呢就…文革以后就恢复了嘛…. 徐：那我还想插一下，当时你们这个调查队户口是在北京的，但是您在云南待的时间很长… 汪：对对，那时候都寄粮票，工资，都从中央民族大学寄来，就这样。 徐：那当时叫什么？就叫云南民族调查组? 汪：对，我在云南民族调查组待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成立一个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就是历史调查组的基础啊。当时云南省也没有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也是一样，就是调查组留下的，每个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体上都是原来调查组留下的。后来就改成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派生出多少组来，还有一部分就叫做云南民族学院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