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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能够在民族考古学方面有建树的有没有？ 汪：有一个搞古文字的，他也是民族考古学，考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现在在重庆师范大学博物馆，当考古学研究室的主任，他搞的是纯考古。后来改革开放以后，83年以后我就出去了嘛，出去的时间也比较长，最早第一次出去是一两年… 徐：是做访问学者还是出去读书？ 汪：访问学者。到处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啊，德国啊，后来又陆续出去，加在一起有好几年了。因为出国，有些研究都没有做下去。 徐：那您有国外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呢？ 汪：我在国外的经历一本书已经出了，我会送给你，我的题目用一首诗啊，叫“此行昆仑别有山”，曾国藩的儿子的诗，最早出国的，出使英法，英法特使，他看见国外他就说，就是说昆仑山外还有山嘛，山外有山。我说这个相隔一百年啊，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出国的心情跟走向世界的先驱没有两样，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你可以看看。 徐：哪个出版社出的？ 汪：文物出版社，我就是搞考古的，他们出书不要我贴钱嘛，我不申请出版基金。这里面是讲我国外的经历，我去的国家也比较多。 徐：那您就跟我们说说您国外的感悟吧。 汪：总的感悟就是觉得山外有山吧。基本上我赚了钱之后就拿这个钱去旅游，所以我去的国家比较多，现在我想，五大洲都去过，凡是我感兴趣的文明古国也大部分都去过了，另外还有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也都去，比如澳大利亚啊，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啊等等，所以我写过一篇关于易洛魁人的文章，有关这个的小说也要出了，敦煌文艺出版社。我们中国经常引用易洛魁人的材料，那么今天情况究竟如何？我就写的关于这个的问题。 徐：您在国外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在国外做田野嘛！国内的田野您是59年以后做起吧，文革以前您做得…实际上那是您最宝贵的…. 汪：我有些研究民族考古学的材料起溯与国外，国外的材料也可以运用到中国。西方讲究方法论，类比有两种，一种是有限的，就是这个地区的考古材料只能用作这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这种比较难找。我采取的是国外另外一种就是广泛类比，普遍类比。普遍类比关键在于验证，能验证就可能成功，不能验证就不能成功。我就用了爱斯基摩人用的一种石刀来验证了中国长江中下游的一种三角形石器，实际上是一种刀，用来剥兽皮的，一个三角形的，有个把子，用来剥兽皮的，把它吊起来剥。光这样说不行，还要验证，因为在山西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石刀出土，恰好跟古代的牧主….切药用的，一种刀….垫的木板…就是青苔板了嘛，还有那个刀的剥的痕迹，找到了，所以这个就把它验证了。 徐：那您中国的田野和海外的田野有没有在您的书里面做过比较呢？ 汪：对于田野，我有个看法，这个我曾在国外做的演讲中也说过，所谓田野研究的方法，国外也和中国一样，现在也不如以前，三十年代以前，都有些浮躁，时间也短了。这个情况也会有变化，另外人家材料也多，有的时候搞一些专题，但总的来说他们比较重视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在这方面要差一点。 徐：这两个板块的调查也进一步证明了人和自然的平衡是我们人类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 汪：对，这也可以说是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一个职业道德。国外也是一样，没有说是写东西不利于民族的研究或挑起争论的。人类学为的是什么？应该说人类学还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的，各个民族和谐相处。我们可持续发展就是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再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因为发展有时不一定就是硬道理，发展如果破坏了环境就不好了，所以说现在提出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就是种人文思想。 徐：对，其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中国的环境破坏得太严重了。 汪：我觉得人类学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应该说它最终的目的正是我们国家正在提倡的，我们报纸上所提出的总的方针就恰好是人类学最终的目的。但是究竟怎样才能落实好它，落实到每个地区？有些地区不照上面的指示去办了，有很多地方还是拼命搞投资，挣钱找项目，若不照上面的指示办就很难完成，这个怎么办？问题就在这。我觉得这也说明国家应该普及人类学知识。 徐：那您从您丰富的田野调查也可以看到人类学关怀的是人与自然。 汪：对，人类学关怀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徐：其实这就是两个基本层面。您有那么长时间的海外经历，也是一个求学方式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 汪：我在国外讲过中国考古学，讲过甲骨文简介，也讲过中国的少数民族等等。我想国外一般的人类学教科书都会有这方面的东西。据个例子来说，他们的大学也像我们一样有扶贫，他们人类学家往往会在南美啊，非洲啊设一个基地就是帮助那个地方，帮助少数民族。不是像我们有时一样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长期地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帮助他们，观察他们，他们怎样变迁。比如说巴西的热带雨林，它被破坏得很厉害，他们也做研究，当然禁止砍伐是政府的事情，那么他们就研究用什么方法来防止使之不被破坏，他们很注意这些东西，也参与进来，通过这类东西来吸取经验，用来丰富基础研究。还有比如说鸦片，东南亚的鸦片，金三角那一带也有很多少数民族，鸦片还是很严重的，人类学家也参与了，研究可替代的作物，这样也可以禁毒，参与到禁毒这个行列中来。当然人类学家是站在研究的角度，开始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取得经验，把他写成文章，供给政府。很多有名的大学他们都有这个，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代一代人去做，是一个基地，是长期的，巴西的热带雨林啊，东南亚的毒品种植啊，都是当今有些是社会问题，有些是环境问题。 徐：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人类学的关怀当中，引用您很有名的一句话吧，就是“人类学是民族大众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西方他对人类学比较重视，学科也比较发达，而中国的情况您也很清楚，人类学比较边缘，比较弱小，声音也比较小，那您在海外这么多年，有五年的时间，能否讲一下国外的人类学的教学情况？ 汪：据我了解他们这方面的课程比较多，还会有一些自然科学的课，文化人类学会开些自然科学的课，特别当前，比如数学、计算机等，研究生的情况就不同了。另外他们在掌握语言工具方面也比较重视，差不多都有第二外语，甚至有两门外语，我讲的这些是关于他们本科阶段的教学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