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很荣幸邀请到王教授来“绿城”（南宁）。现在正是鸟语花香的时候，就当放飞一下心情吧！从北京飞到这里要3个钟头啊，辛苦了！请王教授到这里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能够实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的采访，作为常规，请你首先介绍一下你的经历。 王铭铭（以下简称王）：：感到荣幸应当是我，可你是说从幼儿时代说起吗？（笑） 徐：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将背景介绍给大家。 王：我是闽南人，讲的是闽南话，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已是“文革”了，所以我不是古老的闽南人。 徐：你在哪里读的小学？ 王：“文革”时我在泉州的东方红小学读书。 徐：你是李亦园先生的老乡？ 王：对，实际他老家的屋子离我家的屋子不远……后来，我中学是在泉州第三中学度过的。当时小学、初中都还可以，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初中（读的是泉州三中）以后就不行了，因为当时跟一位来自北京的韩琳老师学音乐，梦想当音乐家，花了大量时间学小提琴。 徐：现在还在拉吗？ 王：现在不会拉了，只能拉出杂音，让自己的耳朵难受，所以就不拉了。但是少年时练了七八年吧，甚至因此没有去高考。我等到1981年才考，此前考了几次艺术院校没考上，最后复习文科，考上后选了考古学专业。 徐：难怪你现在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那你是怎样走上人类学道路的？ 王：从小提琴转入考古学，刚开始有点失落感，但看来没有办法，只好想那是因为幸运。成为音乐家，这辈子只能是梦里才可能了。不过，做人类学研究者也不错。我的母校是厦门大学，于1983年成立人类学系，把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全部挖过去了，这样我就成为第一届人类学本科生，跟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学系成立之前我也读到一点书，对有关现象感兴趣。我们闽南地区存在特别多的“人类学现象”，比如说被我们叫做“迷信”的一些奇异风俗，上中学时，我对这些现象已感到有兴趣，那时想不通它们为什么存在，记得高中还写过一篇作文，表达了我的困惑。后来，在大学读考古学，知道考古学里边对这些现象有些解释。另外，我也接触到林惠祥先生的一些论著，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的一本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的选编，里头有一些涉及到神话和“算命”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们可以说是对我生活的地区的某种解释。当时，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冲动。当时我学考古，成绩很好，对器物等等特别在行。实习期间，我走了许多地方。当时考古学的经费有限，离社会现实比较远，不像今天这么被人重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我以为考古学既辛苦又难以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作为一位年轻人，我当时又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冲动，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时，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考古学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我现在发觉当时的想法纯粹是一个误会。不过，20年前，一听到“人类学”这三个字，总还是觉得有新异之处，况且当时还读到一点书，感觉这门学科更多的是研究当代社会，或者说，它不只是研究古代社会，还研究当代社会，我就特别兴奋，觉得人类学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便越来越浓了。我上大学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特别不错，老师特别团结，教学、科研、出版、展示，都有成果。陈国强先生是系主任，他后来是我的硕士导师，去年他去世了。陈老师是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很强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有些刺激。 徐：那个时候，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王：嗯，这我同意。不过，说实在话，当时的老师也不能说完全能满足我们这些初生牛犊的求知欲望。本科的时候，多数课我们都已听过了。到了硕士生的时候，老师讲课有时还是老生常谈。比如，关于民族的介绍，老师大多只是点到为止，除了古越族、畲族、高山族，处于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研究得不多，老师在介绍研究成果时，比较缺乏生动。但是，当时的气氛非常良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是特别积极的。我是85（1985）级的研究生，从85级到后来的好几级，硕士生学习都很认真，也有机会从事独立研究。那时老师跟今天的也不同，今天我们学生招得越来越多了，而且满街都是博导，硕士生当然就没人管了。包括我自己吧，我们现在对硕士生的关照也不够。而我们当时硕士生数量就少，作为学生，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个重要事业。机会也很难得，那时的老师都把我们当一回事儿，不像今天。对我们特别有用的，是老师编书一事。陈国强老师喜欢编书，也经常会叫我们学生去参与写作，协助他整理一些资料。我记得在1985年国家教委有一个叫做《人类学概论》的课题，由陈老师主持，意图是编写人类学的“部编教材”。陈老师工作繁忙，书也写得多。那本书就让我们来帮他写一把。为了讨论编写问题，陈老师还召集了一次讨论会。作为他的学生，我有机会参加会议并接待贵宾，有幸认识了宋蜀华、童恩正、容观瓊等老师。记得我是在厦大门口撞见宋先生的，他面带微笑，竟说看过我的习作。那些我写的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的东西，他竟也关注！宋先生还鼓励说：“你这小伙子不错啊”等等。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件事，宋先生总是带着微笑，对晚辈特别鼓励。童先生长得很帅，风度翩翩，讲演时来了极多人，他跟我交往也多些，去美国后，还来信，我当时在英国学习，他很高兴，很鼓励。容先生对我们年轻人也很鼓励，记得我出国前在中山大学学英语，他最后请我吃了顿烧鸭，好吃极了。二十多年前开始接触人类学时，老一代对晚辈的鼓励，使我们这代人对于学科有了更多的积极性。这是我特别感怀的一件事。 徐：这也给了你人类学的印记和素质。 王：对，在厦门大学的那几年，让我对人类学充满兴趣，在我身上打上了“人类学”的烙印。说到这个印记，我们不应忘记，但它又时常被人们遗忘。一转眼，我留学归国已11年了。在英国留学7年，又给了我一个所谓“海归”的印记。实际上，说是“海归”，我也不能同意，因为我的人类学经历比一些同行相对不单纯，我相当于是在“海龟”和“土鳖”之间的一种形态。我的人类学是在国内先学，再到国外去学的，不像其他有的“海归”，成分比较纯，也比较“牛皮”，我不纯粹。我留学的机会，得来也是偶然的，不是因为自己争取，或者因为自己有留学的命。当时厦大有三个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名额，推荐一批硕士生去考，结果第一批优秀生英语并非合格。当时，陈国强先生是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正在犯愁，这被一位师兄范可听见了，他就跟陈老师说，“哎，我们系好像王铭铭的英语不错，不妨让他去试试看啊？”果然，那天中午陈老师到我宿舍来，他说：“铭铭！中午到学校去考试。”我说：“考什么？”“考英语！”，他说。中午，我真的参加了托福考试！还考了合格。这样，就偶然去了英国。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