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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站在客位角度，你认为人类学应该走向别的学科，我站在主位的角度，我认为人类学是中间的，是一种“牵手现象”。 王：我也同意你说的，以前学生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一个现象，即其他学科，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历史学、比较文学，还有法学，它们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我自己，或者其他很多人类学同行做得都要精彩，为什么？ 徐：他们有其他学科的背景啊。 王：他们有学科背景，是啊，不过，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人类学的钻研简直是比我们行内的都要勤奋，我们行内满足于现状。你看朱苏力对法律的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法律人类学，他研究“送法下乡”，关注乡下人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人情，与这种下乡的法律的差异与关系，关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就是关注法律人类学。苏力也看我们的东西，特别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觉得《乡土中国》有一段话就是他们做法学的基础。什么呢？那段话叫“无讼”，很精彩，短短的一段话，说明了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宗旨。乐黛云老师做比较文学研究，她不仅研究中国，还用中国眼光来看各国文化，指出中国文化替世界提供了“和而不同”的观念，这对于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是一个贡献。她跟汤一介老师，都是我的老师辈，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对我也很关照。 徐：也就是说，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王：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我们有一个杂志，错误地叫做《中国与世界》，好像中国与世界无关或中国与世界相区分，我觉得中国即为世界，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任何民族就是一个世界，你不能生硬地去切割它。人类学的这个观点早就有，你研究一个小小的部落，小小的民族，不将它当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研究就没有趣味。特色重要，但重要性在于这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引人想象，使我们意识到人类是怎么共同生活的。纠缠不同文化的地方性特色，并非人类学的最终追求。 徐：你能否用更清晰的表达，说说人类学的看家本领，它的独到之处究竟何在？ 王：刚才我们已谈到一些了。我觉得人类学者要“成丁”，成为一个人类学的“壮丁”，要有三种素质。首先，我们要成为参与观察家，混迹于各种游牧的或者是定居的民族当中（甚至是自己的亲戚当中），从参与生活来观察生活。其二，在观念上，我们要暂时忘记我们该怎么解释被研究者这个问题，而更重视了解被研究者是怎么解释世界的，这个叫“主位法”。第三个呢，我觉得是“整体主义”，我们不认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的某一个别方面是可以单独研究的，我们认为只有对它的整体进行研究之后，你才能看到其中的某一点的意义。人类学家要“成丁”，必须把握这三点。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人类学不只这三点，若只是这三点，那你成了丁，就没什么大前途了，老用这三个原则去打棍子、敲棒子，那不好。我们人类学还有一个看家本领：我们是比较。人类学的任何作品，先是地方性的，但这种地方性的视野是世界性的，因为地方性恰是在比较中突现出来的。比较并不是要乱比，而是有它的规则。当下的比较时常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民族不是相互隔离地生活，而是通过世界化或全球化，相互接触的。在这个“文化融合”的时代里，怎么样进行比较？今日人类学在谈比较的时候，因而便要谈文化接触的历史，文化关系的历史。我觉得这一块在中国以往的人类学里面，是留给外学科的学者去做的，今天特别有必要把这项我们的看家本领要回来。这几年，我组织翻译了一些历史人类学的书，我以为这是初步铺垫。1998年，我开始想谈中国人类学的“三圈论”，特别重视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由于财力极其有限，因此，这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是在境内培训，还是培训前面二圈的研究。我要求学生们把参与观察、主位观点、整体论把握了，用它们去调查，再提出一点看法。我自己在《无处非中》一书中，试图用游记的形式表明，中国人类学家要研究海外文化。 徐：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走出国门去研究。 王：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可以先从周边地区开始，东南亚是理想场所。不过，我自己的理想是出现一个中国对欧美的叙述，他们长期把我们当成研究对象，对我们的论述和评论也很多，影响着我们看自己的方式。我们如果倒过来研究欧美呢？他们当中也不乏有稀奇古怪的事物，比如，他们的殡仪馆、婚礼、送礼，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有什么差异？历史的脉络与我们相比怎样？他们的社会是怎样构成的？再说，我们总以为人情这一说是中国人的文化，但就我所知，英国人也“走后门”，只不过没有这个说法。人类学史上也很多人谈到，西方文化也是在民俗和宗教的制约力量下成长起来的。 徐：我们在海外研究方面受到的限制很大，一个是语言上的，一个是财力上的。我现在叫一个学生到泰国去做田野，首先是因为她语言能行，然后呢，到泰国去费用不是太大，那还好办。如果你说到美国去或加拿大去做，那费用就高了。但是从长远来讲，你讲的“世界的中国”，意思是说，海外对中国的认识，是一个方面，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又是一个方面，这两者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整个中国的人文世界观都是不完整的。 王：我一向有这个看法。比如说，《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是写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的，而现在我谈到了有关“天下观”的问题，涉及到我们中国人过去是怎么看外国人的。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传统？我觉得有传统，甚至到近代的时候，如魏源、康有为、梁启超，都到外国旅游，写了很多有关著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稀奇古怪事物，他们的游记很像人类学。我在“天下作为世界图式”一文中提到，中国有一个持续的世界解释，这个解释近代以来被我们自己压抑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一直是在引用外国人的观点来看自己，用自己的眼光看他人的不多。我这样说有点过分，好像要传播一种中国中心的世界观，实际不是，我的兴趣在于寻找不同世界观的共通之处，我也知道人类学主张“从当地的观点出发”，这要求我们现在去做海外研究，不能简单采取中国中心论，也不能简单采取西方的概念体系，要先从当地事实出发。古代中国对“他者”的认识，还是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那些古书里讲的“怪事物”，所谓的“怪”标准是我们自己定的。现在要做民族志，不能简单借用古人的那一套博物志方法，那套方法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曾经有过海外研究，但新的海外研究，还需要新的探讨。另外，我也需要强调，到海外去研究，若是简单搬用西方现存的概念体系，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西方人类学家对东南亚的研究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还是要用中国的文字书写，这里牵涉到怎么开拓“汉语人类学视野”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占有更多的研究对象的问题。无论是海内还是做海外，我以为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对中国世界观的想象，我相信这是我们当今的重要使命。以后要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 徐：民族院校最大的毛病在于，认为自己是民族院校，把民族学抓住，把少数民族研究这块抓住就行了。这样恰恰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国家民委在不遗余力地发展人类学，而到了民族院校，它说我们不能放弃民族学。这样，人类学往往被边缘化。你多年来在北大工作，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王：北大是一所“国立学府”，本来在北大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多是汉学。研究外国的都是搞翻译的，这个与我理想中的北大也不同，甚至不符合“大学”这个概念。我以为University首先要Universal，也就是有普遍关怀，才算得上University。北大文科也有点像是个中国学学院似的。你提到民族院校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但我猜想问题可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些院校是国家在某一个时期为了培育少数民族干部而设的，到21世纪，这些院校显然还会存在下去、发展下去，但是教学和科研的宗旨，一样也可以改改，怎样使大学Universal起来？怎样使少数民族Universal起来？不要使他们得到培养以后，就陷在地方和族群内部去了。现在大家纷纷改成“民族大学”，而不是“民族学院”，这个潮流应该还是积极的，走向“大学”，意思在学理上还是正当的。 徐：人类学具有人文关怀。这么多年来在人类学的应用上，我们都是很艰难地在做，但是现在“以人为本”变成一个流行词，这个本来是我们人类学学科根本的价值取向，现在变成一个流行词，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人为本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人类学的发展空间更大了。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人类学者对这个提法的确应该回应。作为个人我不喜欢揣摩政治领导人的意思，不过我看“以人为本”这个提法有点像“民生”的意思，是一种对社会的积极态度。而用“以人为本”来看我们人类学的话，则要谨慎。“以人为本”可能已被理解为一种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导向是人的利益（并且时常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人的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的利益。 徐：那就错了。 王：是啊，比如说环境问题，可能与“以人为本”的观点有关，而我们时常将它们混同起来谈。人类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指出人和环境是不能分割开的。以我的观点看，“以人为本”便是以自然为本，我们的政策制订者已渐渐意识到这点了。人类学如何对此回应呢？我觉得人类学对世界各民族，特别是原始部落的研究，对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启发最大，这些研究表明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存在问题，在“以人为本”中把“自然”两个字抛弃掉了。 徐：去年我们在银川开会的时候，李亦园先生做了主题演讲，他谈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后来在他的主题演讲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生态宣言，主张在讨论“以人为本”的时候，应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恰恰是我们人类学家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应该来宣传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仅仅是强调“以人为本”，把它变做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那自然怎么办？你把自然的位置摆不对的话，反过来它会害了人类，像海啸，非典，艾滋病，都是。 王：是啊，这争论很大，但也表明人类学做的工作是值得赞赏的。涉及环境与历史生态，一些人类学家做三峡研究，采取的角度本来很值得社会关注，遗憾的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问题蛮大的。从人类学角度，对于环境问题，对开发提出评论，已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表明，我们在摧毁历史的过程当中，也摧毁了我们自己。对于这种所有主流的“建设”，民间文化自有它的回应，人类学家因而更关注民间文化。不过，遗憾的是，现在人类学者在某些地方有一种不让我看好的做法，就是说参与到旅游开发，参与一些文化破坏性的项目，而没有对开发计划对当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 徐：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比原来的提法总是要好点了，最近也出现“环保风暴”，出现了对水电站建设的评估，年轻的人类学者肖亮中为了虎跳峡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人在整个宇宙中来说是渺小的，人类学的世界观对大家非常有帮助，它不只是人类学家所有的，而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共识。 王：应该是的，作为一种评论，人类学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但也不能强迫大家都来相信我们，如果大家都来相信了，那也不好，变群众运动了，像是谁号召的，如果说主席说“人类学好”，大家跟着喊口号，那也不好啊。 徐：我学人类学是因为有兴趣，相信学科对大家都有用处。一个有用的学问，为什么不去学？不去推动它？越多的人知道，素质就会越高，越文明。如果干部不懂，就不会对人有那样的关怀。做学生去学，你能增长你的生命，黄金的时间你不去好好学，就很遗憾了。作为一种宏大的视野对大家的用处，与目前人类学所处的地位当然是很不相称的。可喜的是，现在一些边缘的地区、边缘的学校、边缘的刊物都在做。 王：这很重要。不能忘了中国人类学向来有地区性差异，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一批人类学家，研究也各有特色，所谓“主流”和“非主流”之说不一定妥当。我最近到四川去，到那一看，发觉那里历史上的人类学家很多啊，而广西呢，我相信也是有的。无论如何，就说“南派”吧，厦大、中大、南京这一脉的，我觉得老一辈学者的贡献都是很独到的，但今天被忘记了，继承得不够。又比如广西，你现在做的工作，也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还是一个地区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有整个欧洲那么大，你不能说它只有一种方式，应该有“百花齐放”的景象。 徐：你说人类学家需不需要激情？ 王：自然是需要激情。这个世界的当前走势，跟人类学的理想走在相反的方向上，你要是没有激情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当今世界的一般理想，与人类学者的理想，有鸿沟，你要在世界中谋得更好的出路，那最好跟人类学反着来，才能挣更多钱。但有钱不一定生活得更好，人类学家耗费了许多精力去论证这个观点，要做这项非常的工作，人类学家需要高度激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