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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达尔文年”已经过去，但达尔文在人类科学史、思想史上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一再回味。去年，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国内出版了大量与达尔文及进化论相关的图书，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达尔文》。该书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权威、最好的达尔文传记，但在国内却未受到读书界应有的重视。为使这本重量级译著不致埋没，我们特发表陈蓉霞女士的长文，以向读者推介该书。  《达尔文》，[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英]詹姆斯·穆尔著，焦晓菊、郭海霞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65.00元 不同于牛顿，达尔文对人类心灵的冲击或许更有震撼力。如果说，牛顿在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依然为上帝保留“第一推动”这一角色的话，那么，达尔文却通过自然选择理论废黜了上帝的这一角色；不同于引力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无须复杂的数学公式作为表达方式，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理解似乎不成问题，但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却需要跨越更大的障碍。不同于牛顿在一个奇迹年完成了他主要的科学工作，达尔文可说是穷其一生思考和完善他的理论。这就使得有关达尔文生平的读物更具可读性，《达尔文》厚重如砖头，却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许多细节可圈可点，即是明证。 航海所见带来了诸多疑问，但最大的疑问却与人类有关。想到那些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无法遏制这一念头：我们的祖先是否也曾如此？同一个造物主怎么会同时造出如此原始和如此复杂的人？一个线索逐渐浮现：各个物种之间存在一个亲缘谱系。联想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神创论的支柱也不再可靠：神所造的世界果真为人而存在？ 自然选择理论的对立面是神创论或者说设计论。神创论中隐含了相互关联的若干命题：上帝造物；物种不变；物种背后体现设计者的意图；人类是创世计划中的最高一环；人类的荣耀或尊严直接来自神意。难怪当时的博物学家大多同时也是神职人员，因为博物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神创论提供证据。达尔文刚出道时，弃医学而入神学，原本就是打算做一个悠闲的乡村牧师，同时又能兼顾自己的博物学爱好。初入博物学的达尔文，曾经被当时英国神学家帕利的《自然神学》所打动。在帕利的书中，呈现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不同的物种各就各位，在这背后定然有一个设计者，而博物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寻找这种设计的证据，以便证明上帝的存在。 正是环球航行令达尔文偏离了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1831-1836年间，达尔文成为小猎犬号的乘客，起因是该舰舰长菲茨罗伊在航行期间需要一名绅士做伴，经达尔文在剑桥时的导师亨斯罗的推荐，家庭富裕、刚从剑桥毕业的达尔文有幸成为舰长的客人而获得这次机会。当然航行期间所有费用自理，包括考察费用，好在达尔文有个不差钱的富爸爸。 出航不久，达尔文做的第一个考察工作就是用网捕捉到无数微小的生命，它们形状各异、色彩斑斓，一个念头自然涌现：为什么广阔的海洋里有“如许美妙之物”却无人欣赏？将它们创造出来似乎没什么“目的”。（P89）这是对设计论投下的第一个疑惑。在南美这块新大陆，达尔文发现一种寄生黄蜂，它将刺死后的毛虫作为食物来哺养自己的幼虫。达尔文一直对这种低等生物无法忘怀，因为它的“恶行”似乎背离了造物主的“善”。 航行途中，达尔文收到了刚刚出版的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1832）。在第一卷中，赖尔讨论的是地球表面的逐渐变化。在第二卷中，赖尔讨论的则是，在变化的环境中，生物是否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作者给出的结论是，环境的压力或改变只会让生物灭绝而非变化。联想到刚刚挖掘到的化石动物大地獭，达尔文对物种的绝灭印象深刻，但随着旧物种的灭绝，新物种如何产生却成了一个神秘的问题。这是达尔文首次模糊地接触这一课题。 1832年12月，军舰来到南美的最南端——火地岛，达尔文初遇传说中的野蛮人并且震惊无比，“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啊，甚至比野兽和家养动物的区别还大”。（P101）顺便提及，当时的小猎犬号上就有三位已经文明化的火地岛人，他们是舰长菲茨罗伊上次航行期间在火地岛带回的土著人，菲茨罗伊之所以承担这次航行使命，起因就在于想把这些火地岛人送回他们的家乡以便在当地传教。同样是火地岛土著人，但两者的差异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这当然证明了人类本性的可塑性。这一事实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4年5月，军舰驰入南美的科克本海峡，对着那些“起伏不平、积雪覆盖的峭壁”，还有巨大悬崖下的一个小棚屋，表明曾有人迹在这儿出现，达尔文陷入了沉思。这是一片多么荒凉的自然，而人在这种环境中又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在这里，人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主人”。（P119）这是对人类中心说的首次质疑。接下来的一年，1835年2月20日，达尔文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大地突然颤动，许多人的生命瞬间被夺走。地震持续时间虽然只有两分钟，但它对心灵带来的冲击却持久而又深远。达尔文立刻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如果这场灾难发生在人口密集的英国，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一幕。地震和火山爆发之类的灾害恰在提醒我们，人类犹如居住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上方，或者在薄薄的冰面上滑行，其脆弱和不堪一击令人心悸，但这却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它成为达尔文思考物种问题的重要依据。终其一生，达尔文都在深刻思考痛苦问题。如果说，传统宗教正是因人生的痛苦问题而兴起的话，那么达尔文思考的结果却是抛弃了宗教信仰。因为神创论与生命的痛苦难以协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