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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文学现象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土壤。作为产生于宋代民间勾栏瓦肆的话本小说，必然是宋代社会生活的反应。考察产生于南宋的代表性的话本小说《崔待诏生死冤家》，就会发现：话本小说创作一方面受到“好货好利”、“放情纵欲”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话本小说创作也受到江南“市井社会”的影响。话本小说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 关键词：宋代；江南；社会生活；话本小说；创作；影响 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法国批评家丹纳以欧洲艺术发展史为例，从种族、环境、时代等三大因素出发，强调艺术作品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从而得出结论：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丹纳的观点给文学研究者以很多启示：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的家族传承历来被研究者所关注，也就是罗时进教授所说的“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风承流，习得而化”；一部文学史的书写，更是以时代为顺序排列组合，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任何文学现象，必然产生并制约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也就是唐代魏征所称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话本小说最早出现在宋代，是同时代与曲子词并列的重要文学体裁。随着宋王朝南迁，话本小说后期的发育，就根植于繁华的江南都市生活：话本小说的创作，同时受到时代的浸染、地理的制约。也就是说，产生于南宋社会的话本小说，其创作必然受到江南社会生活影响，反过来也必然呈现了江南社会的风土人情。为研究方便，本文拟以产生于南宋的话本小说《崔待诏生死冤家》为考察对象［1］。 该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在都城临安，出身于贫寒装裱匠家庭的秀秀，美貌出众，更有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贫寒，置办不起嫁妆，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献给”咸安郡王。之后，郡王有意将秀秀许给碾玉匠崔宁。一次王府中失火，秀秀和崔宁两人一起私奔，后被郡王抓获后受到迫害，崔宁被发配，秀秀被杖责而亡。 一、“好货好利”思潮对话本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地理位置处于天灾频仍的北半球季风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2］。 为了维持种族的生存与繁衍，隆礼重仁的儒学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物质的匮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就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宋代南迁之后，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好货好利”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作为勾栏瓦肆演出的话本小说，其内容必然会体现社会思潮；作为民间的艺术表演，一方面要求情节“曲折动人”，另一方面要求故事“以假乱真”：表演者要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说话能力，其故事也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崔待诏生死冤家》就是这样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剖析文学作品，固然是以今人的观点、立场去分析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那么往往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般的文学史认为，《崔待诏生死冤家》的主题就是“反封建、求自由”，可细细分析文本，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了［3］。 秀秀是裱褙匠的女儿，因为家贫，最后被父亲“献”给了郡王做养娘，小说是这样交代的： 虞候又问：“小娘子贵庚？”待诏应道：“一十八岁。”再问：“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趋奉官员？”待诏道：“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虞候道：“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老丈何不献与郡王。”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到明日写一纸献状，献来府中。郡王给与身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