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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一场大火，秀秀养娘席卷主人细软逃逸，行动主动而大胆，作为见过世面的郡王府奴仆，秀秀不能说不懂处罚的严酷；从崔待诏游移不定的心态也可看出，他们显然知道风险之大；就像马克思所言“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被绞死的危险。”秀秀养娘和崔待诏敢于冒如此风险，也就可以说明，“好货好利”已经让人失去了对法律惩罚的“畏惧”。 在这篇话本小说中，无论是秀秀与崔待诏大胆的私奔，还是郭排军阴险毒辣的陷害，都不能让人看到人性中善的光环，贪欲是故事发展的驱动力，作为因商业社会而加强了的“贪财好利”的人性，既是故事展开的线索，更是江南社会思潮的反映。 二、“放情纵欲”思潮对话本小说创作的影响 歌颂爱情自由，追求婚姻自主，是论者赋予《崔待诏生死冤家》的另一个主题。可实际真是如此吗？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幸福婚姻的基石，可在这部话本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儒家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南辕北辙”：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就秀秀养娘和崔待诏的结合来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平等，崔待诏唯唯诺诺的退让，秀秀养娘咄咄逼人的威胁，不要说在所谓的封建社会，即使放在如今的开放社会，也是与世俗道德扞格不入的，秀秀养娘的做派，更像一个风尘女子，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人性的自私。 传统宗法制社会的婚姻，其目的就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济后世也。”（《礼记•昏义》）所以传统的婚姻制度，素来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礼记•曲礼》）“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固然是道理；但未经家长首肯的婚姻，谓之“淫奔”，就不为礼法社会所容。如果说前者尚有“迂腐”之感，那么以今日视点观之，建立在威逼利诱之上的婚姻，更难说是合乎道德法则的事情，崔待诏被抓后的供词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解： “自从当夜遗漏，来到府中，都搬尽了，只见秀秀养娘从廊下出来，揪住崔宁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怀中？若不依我口，教坏了你！’要共崔宁逃走，崔宁不得已，只得与他同走，只此是实。” 崔宁的供述固然有被郡王逼迫的缘由，但也恰恰也是这种窘境，才能让其口吐真言，这样的故事情节，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反抗封建对爱情的压迫”这样的主题。就以上的逼婚情节来看，哪里有什么爱情？显然只是秀秀养娘单方面对情欲的执着追求，这就体现了宋代文化思潮之“放情纵欲”的一面。 一般观念以为，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已经登上舞台，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贞洁观念也成为妇女之枷锁，所以秀秀养娘这个形象是不应该属于南宋社会。所以就会疑问：这个话本可能是以宋人生活为基础吗？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审视宋代的婚姻观念，贞洁观念。我们从如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秀秀养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那个社会。社会生活复杂多变，就宋代的婚姻观念来看，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