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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在反抗异族统治中傈僳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后，维西傈僳并没有摆脱异族统治，只是统治者由丽江木氏变成维西麽些土司。这与维西险要军事位置与清代中国西南改土归流大趋势有关。 陈宗海《丽江府志略》载：雍正七年（1929年），“以其（维西）为云南西北门户，乃分隶鹤庆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设兵，于旧头目七人，给土千总衔三、土把总四，分治其地，而约束于通判”。在元代维西地带磨些与“卢蛮”“参错而居”；明代麽些木氏土司与吐蕃战争中，又将大量的麽些人口迁徙于此驻军与耕种，麽些在区域政治地位上、经济上、人口方面都占优势；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都不得不依靠、扶持麽些“旧头目”为千总、把总，继续对维西地经营管理。从此，维西傈僳就处于维西麽些土司与清朝官兵的双重统治之下，并与其产生矛盾冲突。终于在嘉庆七年（1802）酿成为时两年的恒乍绷起义，《滇系》载：“力些藤鲊（乍绷）知医药，所治病即愈，只博酒食，却钱币，诸夷咸亲爱。驻防某千总赫以邪教，得赂方止，已非一次。继之者大有所欲，诱而系之空室。于是夷众愤怒，持械劫之去。驻防以作乱报，维西协付将即令千总以兵五十征，拒捕反斗，伤兵十余人，并杀千总，史遂未可已。”该史料一方面说明栗粟的“占卜疾病”、“打鼓念经”宗教巫医之术已成为其文化特征之一，而且成为集体动员的力量。在纳西象形文字中把栗粟族称记录为“竹签打卦”之人；③ 另一方面由此激起的民族起义，以及被土司武装与总督觉罗琅玕联合镇压的残酷之举，对傈僳影响甚大。“这次事件后，大批傈僳族被迫渡过澜沧江、越过怒山（碧罗雪山）山脉，迁居到怒江两岸居住，一部分继续往西迁徙到中缅未定界。二十世纪初期，部分傈僳族又逐渐向西迁至密支那一带。另一部分傈僳族往南沿高黎贡山山脉迁至腾冲、保山及德宏地区，并继续往南发展，达于耿马、镇康及阿瓦山区”。［7］（P2）可见清代傈僳分布格局变化中，傈僳与区域内其他民族关系紧张是使其遍布三江流域的主要原因之一。麽些土司与清朝军队的残酷镇压，强化了傈僳与他们之间的隔阂，这反而有助于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而使民族认同感更为强烈。 清代后期，傈僳族与异族统治者的矛盾转移到了怒江流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泸水称杆傈僳族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而镇压起义“有功”的白族、彝族头人被朝廷赐封土司职务，傈僳与区域内其他族群关系的紧张程度有增无减，迫使其继续往南、往西迁徙。至今，怒江、缅甸的傈僳中还留存有其祖先居住丽江、维西的历史记忆；而在缅甸、腾冲、德宏等地傈僳中还拼接上了“故乡石月亮”（在怒江峡谷）的历史记忆。民族起源与迁徙的历史记忆，应该是民族认同心理的一种反映，在经世累代的传承中不断强化着内部认同。其中，傈僳族与统治民族关系紧张所造成的隔阂，成了其民族内部认同的强化剂，深深地铭刻于每个傈僳人的头脑中，成为口述记忆文本，不断地固化着其民族认同感。 四、民国时期，多重压迫下傈僳与统治民族的隔阂 民国以后，导致傈僳搬迁到中缅未定界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异族土司的剥削。“由于长期的统治剥削，生产得不到发展，百姓生活十分痛苦……不敢反抗，只有消极的逃避，所以常常发生严重的迁移现象。如登埂土司境的老百姓迁往百多里外的片马”。［6］（P246）“全泸水以该区（老窝）的负担最重，所以老百姓都要求划归碧江管，有的已迫不及待自动搬到碧江或未定界去了”。［6］（P241） 同时，国民政府“开辟”怒江也导致一部分傈僳逃难到未定界居住。“自贡山、福贡、碧江、泸水等处设置设治局后，汉人来傈僳社区者日益众多。殖边军队之驻防，商贾行旅之往来，先后接踵而至，混合情形，日益复杂”。④“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李根源委派……任（宗熙）、景（绍武）两员率拓边队八十多至丽江，分路并进。……该地土人，聚众顽抗，不愿归顺，并以弓弩、毒箭伤官兵。后来终以弓箭敌不过枪炮，才投降归服。从此以各队震慑两地（上帕、知子罗）改为行政区域”。④终于通过武力手段将统治绳索强加在怒江各族人民身上。“那时老百姓的负担相当重，每户要缴粮二斗，缴纳各种经费（包括党部、设治局的经费和兵役费等），每户半开八元，其中仅兵役费就是半开8角至1元。每换一个局长或乡长，每户要送二、三元的礼品，另外每户还要给他们三、四元的养家费。各种苛捐杂税加在一起，每年每户平均要缴十五、六元半开。当时老百姓忍受不了，跑到未定界，据说有五、六十户，约二百四、五十人”。［6］（P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