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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暑假前夕，赵玉燕博士来了几封电子邮件，并发来了她这部大作的电子版文稿，希望我为它写一序文。《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既是一部研究苗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是一篇以旅游人类学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在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按说应由导师写序才妥，但高丙中教授也有意让我来写，大概是因为我以前曾较为关注过苗族以及旅游人类学有关问题的缘故吧。对我而言，倒也是又一个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平日琐事缠身，案头也总是文债如刀，但能在暑期里忙里偷闲，潜心拜读一位新锐人类学者的博士论文，用心把读后感写出来，以资和作者及诸位读者交流，确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赵玉燕博士到北京大学求学时，我已离开了那里，和她不熟，故不必无原则地为熟人美言。这些年我注意到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论文的水准逐年都有提高，特别是基于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得到较多重视，同时，博士生们的学术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不仅有较好的人类学专业的理论修养，也有直面中国现当代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实践性的勇气。赵玉燕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我看来也具有上述特点。 作为一部民族志作品，本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湘西州一个苗族山寨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字细腻、从容，读来很流畅。在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讨论，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游场域”中苗族文化传统的维系、复兴、变迁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等问题。从一个微观基层社区的诸多文化动态，本书试图探讨苗族乡土社会从相对封闭而逐渐走向开放格局的艰难历程。我很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论断：一个边远苗族社区所经验的种种心路专换，某种意义上，是和整个中华民族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的心态历程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或可说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可被看作是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一种总体进程的少数民族个案。也就是说，本书的结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有一些普世性意义的。 对于苗族社会及文化的理解，本书没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表象层面，而是基于对边区苗族社会之封闭格局的形成历史(与朝廷及外部汉区的长期对峙、冲突等)所进行的较为完整的梳理，同时也是基于对山江苗寨民众的历史记忆、社会结构、诸物质设施、涉及其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巫、蛊、鬼、命等若干理念的较为全面的综合性考察，赵玉燕博士谨慎而又不乏创见地提出了“惧感”这一概念。她倾向于认为，此种对于“外人”和“外界”保持高度不信任、拒斥和疑虑的“惧感”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地苗族的“惯习”、行为模式和颇为稳定的族群心理状态，并成为其民族精神气质或性情倾向的一部分。在有形、无形的边墙封锁和高压隔离之下，苗族民众产生此类防范、戒备、焦虑、疑惧的性情倾向，并不难理解，因为“惧感”就如同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在促成了高度危机感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内聚、自治和尊严。作者指出，作为一种固化了的应对外部压力和艰难人生的文化样式或机制，“惧感”的内涵既包括了有形的寨门、路障和迷宫般的村寨设防等，也包括了习武、尚武、合款、习惯法、社区人际关系的彼此高度依赖以及对于巫蛊的指认、对于鬼和命的笃信等无形的部分。 赵玉燕博士对于“惧感”文化的归纳和表述，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较早时期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该派的或受其影响的一些人类学家在对某些异文化进行描述时，很重视其族群的心理气质、民族性格或某些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例如，有人把气质温和的说成是“太阳神”型的文化，把具有极端或偏激倾向的说成是“酒神”型的文化;或把某文化说成是“罪感”的，而把另一文化说成是“耻感”的等等。我想，“惧感”作为本书的关键词之一，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尽管“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方法论后来曾遭致到不少的批评和质疑，但由于作者已对她所描述的“惧感”给予了历史文脉背景和族际关系格局等多方面的阐释，同时，她还通过很多实证性的资料和案例对于所谓“惧感”的内涵有所论证，因此，我觉得，如果对其不做绝对化和扩大化解释的话，关于“惧感”的归纳还是具有新意和能够被理解的。“惧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作者的苗族文化研究已经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层面、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而深化至其精神特质、性情或心理世界之层面的最新努力。本书的贡献之一，正在于探讨了包括此种“惧感”在内的苗族乡土文化在一个开放的旅游场域中，是如何发生变迁和得以再生产的，读者可以看到诸多涉及“惧感”的仪式、言说乃至物质的载体在旅游场景中反复出现，并最终完成了作者所指称的“惧感”的舞台化再生产。 (责任编辑：admin) |